月度归档： 2020年2月

——写于2015年年底

1

到台北念研究所的第一年，刚放寒假、临近春节的时候，学校里在派发免费的春联纸，大红色底金粉装饰，有梅兰竹菊的暗纹。旁边长桌上有备好的笔墨、字帖，和前人散乱留下的失败品。在一张张“春节快乐”、“恭喜发财”字样中，我走上前，也不知为何就提笔写下了四个字，“快快毕业”。

这张的春联就这样被贴在了我宿舍书桌前的白墙上，因太过家徒四壁，红得有些刺眼，仿佛真的能辟邪那么刺眼。

现在想来，那场分手也变得可以理解。“快快毕业”之后不用点破也可以预想到的路线，就是我去他的城市，一起租间屋子，他上班，我读书，然后到了差不多的时间点，拉上他去拍一套文艺风格的婚纱照，大概能换来社交网络上许多的“赞”。 “快快毕业”完全反映了我对这条路线的心急和执着，然而这常常就是事与愿违的预兆。

后来就到了夏天。分手的那天，在例行互相报告起床的时间里，我告诉他昨晚睡觉没有开冷气，只开了电风扇，醒来时被电风扇微弱的风掠过的瞬间，竟有结实的幸福感。他说是啊，幸福有时来得很简单，比如每次你发给我那个亲亲的表情的时候，就觉得很幸福。

我吓了一跳，明明那时他已经对我们不太有信心，更谈不上什么幸福。但我也懒得去猜测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过一瞬间的小确幸，就像我已经不再着急却也懒得去摘那张“快快毕业”一样。异地恋的分手可以像从摆好餐具的桌上抽下桌布一样迅速，甚至记不得上一次看见他的脸是在什么时候，那个人就与昨日判若两人，让人怀疑以往的亲密是不是真的。

“快快毕业”几个字仍贴在墙上，没贴牢的角已经有点卷。说不好，真的为我辟了邪。

2

对小容的第一印象是“住在对面房间的神经病学姐”。我和小容的宿舍房间在走廊的尽头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她有时会在走廊里靠着窗打电话。每每被她的电话声音传到我的房间让我忍无可忍时，我就装作去打水故意甩门而出，但她沉浸在自己的电话里，正眼都不看我一眼。

太怂了，就像在感情里一样，总是想避免正面的对抗。

失恋后整个人都消沉，总是失眠到天亮。有一天大概凌晨四点多的时候，听到门外拆袋子和搬东西的声音。打开门，是“神经病学姐”在楼道中央，蹲在行李箱前收拾东西。我知道她经常晚睡，有时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在楼道里会遇到她戴着口罩、低着头，幽魂一般地捧着泡面去打水。但把行李搬出房间来收拾的行为，在半夜四点，突破了我最后的底线。

想不到那是一次“不打不相识”。

那是小容学姐到台北念研究所的第四年。她的同级生一两年前就已毕业，因为玩乐队，经常在全台各地巡演，耽误了课业，最后剩下她硬生生拖了四年，并且打算再延毕半年。本来，这是本地学生才做得出的事，对于像我和小容这种连居留证都拿不到的大陆来客，和台北，就像谈一场注定要分手的恋爱，没有人想一拖再拖。大概小容是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毕业时间拖得太久，要经过重重续签手续，而签证办好之前，宿舍也无法续约。我看到她的时候，正是她在狼狈地搬家。夏天已经过去一大半，天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早起的鸟叽叽喳喳的叫声仿佛有层次一般，一浪高过一浪。太阳的光线毫不留情地穿过云层，透过楼道尽头的窗户，撒在小容摊乱一地的家当上。仿佛真的让阳光撕开了什么不堪一样，空气中凝结了尴尬。

顶着黑眼圈的我对同样顶着黑眼圈的小容说，我们去吃早餐吧，吃一顿豪华的早餐。大概我们真的是“外客”，能想到的豪华就是台北最有名的阜杭豆浆，从公馆到华山，两三公里的距离，蹬上脚踏车，在罗斯福路飞快地骑了起来。早上五点多的台北远远尚未醒来，平日车水马龙的街道仿佛被抽空了一般。我们愉快地在机车道上骑行，还闯了几个红灯。唯独能看到些人烟的地方，是中正公园旁边的早市。大批顾客还没到场，新鲜的蔬菜水果早已三三两两在路边摆了出来。在台北生活一年了才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早市，以为只在自己家乡才有。

还没被初升的太阳完全加温的空气，掠过我和小容每一根发丝，吹起我们的衣衫。在这空荡荡的街道上驰骋，我体会到了很久没有过的快乐。

我们喝上了甜丝丝的豆浆，一点也不吝惜淑女形象地大口咬下又热又酥的厚饼夹鸡蛋，开始絮絮叨叨说起各自的近况。

“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有时房间里太安静，心情又太糟，就故意放些搞笑的综艺节目来看。有些吵吵闹闹的声音反而睡着了，等醒来一看ipad早就没电。”

“你真的很宅哦。不过我也是。”

“那个综艺节目真的很好笑啊。但就一次，我看哭了，因为那个特別笨的男明星。他要完成蹦极任务，可是他不敢，最后他还是跳下去了，掉到最底下的时候他泪花都出来了，被吊在半空中一脸委屈地说‘我三天前被甩了’。太可怜了。”

“哈哈哈，我看过那期，太怂了，他明明很好笑来的。你应该去看龙兄虎弟，是真的正能量和偶像派的好笑。”

我喂了自己一大勺豆腐状的咸豆浆。

3

有这样两种地方，会让我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卖迷你花束的花店，还有让人吃上热乎乎食物的早餐店。所以我带上一样失眠的小容一起去吃早餐来感受这样的幸福。而迷你的花束，是因为自己总是希望着，如果经历了短暂的分別，可以给恋人送上一小束花，哪怕是有一瞬间的感动，那就好了。上一段感情，他很忙，每一次都是我巴士、飞机、巴士转换地跑路，跑过去见上一面，又是一次分別。来来回回很多次，简直觉得自己该被授予一枚勋章。感情一旦落入此般争名夺利、邀功请赏、比谁付出得多的自我循环，大抵都没什么太好的下场。

在多人聊天群里听说他买了房，听说他买的股票大涨又大跌。从最近的別人发的与他的合影来看，他的发际线好像又高了一点。他是不会在乎鲜花和浪漫的，我曾经为他留过的早餐，慢慢冷了然后被倒掉。这些都没什么。只是“争名夺利”的心情在分手后仍有余烬，我不能去想，禁止自己去想，一定不要去想，他从来没坐航程只有一个多小时的飞机来台北看过我一次这件事。我会捂着脸流起泪来。

如果他来了，我会送一小束花的。那时我是这么打算的。

大概我真的是恋爱起来非常麻烦的双鱼女。如果早点意识到这一点，不要那么心急，也不要太重视热恋的话，结果会不一样吗？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花不重要。当拥有变成失去时，人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希望他的下一个女友，单凭他有房子这一点就开心得不得了，就好了。

4

我和小容的系所分別是外文系和戏剧系，前者出奇的严肃，后者出奇的疯癫。所以当我听说小容有过一个台湾女朋友时，也并不惊讶，只是有点失落没有听她亲口告诉我。

不过我也没有和她提起过我的前男友就是了，可能因为懒得解释自己为什么有一整年时间动不动就要飞去另一个城市，周末和大大小小的假期里大家呼朋引伴游山玩水时只有我消失了，而当大家习惯我的出入境印章多得换了本子换了纸，似乎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台北的时候，又变得自己在房间里慢慢发霉。

这笔巨大的机票开销或许是我人生中最没有回报的投资。不过，每一张票根都曾经带给过我确确实实的，形状像“希望”的东西。

小容的前女友是乐队的女主唱，小容则是总站在后排的贝斯手，据乐队粉丝说，曾经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相当风云，但在这个夏天因第三者的出现戛然而止。

认识小容不久，刚好赶上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出，暨新歌加精选解散纪念专辑发表会。毫无疑问，这张专辑是自己倒贴钱印的。这晚过后，他们就会像许许多多在“海边的卡夫卡”咖啡馆演出过的乐队一样，被多数人遗忘，最终海浪一样消失在沙滩上。

来听演出的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亲友团，我也是其中之一。那晚小容戴了隐形眼镜，化了很浓的妆，和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虚弱、低着头、戴口罩、头发乱乱的“神经病”判若两人，从头到脚都发着光。他们唱了一首叫《不容易》的歌。从CD的内页里我看到，作词人是小容，作曲是主唱文逸。主唱一直紧闭双眼，一曲结束后，发现她偷偷擦了眼泪。

这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晚上。回去时，夜路安静得显得特別漫长。我说我的梦想是写小说，小容说她想当编剧。关于伟大梦想的话音还未落，一只老鼠从我和小容面前飞窜过去，我们吓得尖叫起来。

原来走夜路的技巧就是不要盯着地面，不然就不要戴眼镜，免得看得太清楚。这大概和水至清则无鱼是类似的道理，也像是渺小的我们，在这座自由自在的城市里，热闹过后，终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分，试图无视和消化那些不自在的心绪。心里自己念叨着：装作没看见就好了啦，装作没发生过就好了啦，下一次会好的。

下一次。

这真是一个漫长的夏天。

5

天气渐渐凉下来的时候，学业开始变重。又来者不拒地接下一大批机械性的翻译工作，反而加剧了昼夜颠倒的作息。好在有小容偶尔陪我一起“深夜食堂”或是“失眠早餐”。她在准备毕业的同时，正四处投递简历，都是投向离她家最近的那个一线城市。这么“上正轨”的举动，一点也不像她的作风。

我问小容，“你真的想回家，进贸易公司吗？”

我大概在期待着一个“不想”。期待着像《蓝宇》里，捍东关切地问被他伤害的蓝宇是不是想家了的时候，只得到他面无表情的一句回答，“不想家，谁都不想”。《蓝宇》的原作小说叫《北京故事》，心肠最软的蓝宇，在说出那句话时有着被伤害的异乡人才有的坚韧。我也是这般相信小容痛并爱着她的“台北故事”，还有她离经叛道的天真。

她许久也没回答我，而是自己点了根烟。

“你是哪一个瞬间决定安定下来的呢？”在夜归的路途上透过车窗看到坐在一台机车上驶过的情侣紧抱在一起，呼啸而去，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也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梭罗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当他们进入坟墓时，他们的歌还没有唱出来。大概小容也像我一样向往过平静的温水，差一点就溺进去。但我相信她不会的，她会唱出她的歌，得到真正的幸福。

帮小容去邮局寄了两箱衣物回大陆，送她去机场。要通过安检的时候她回头向我挥挥手作別，笑得很灿烂。学位证书安静地躺在她的双肩包里，和她灿烂笑起来的样子相比，仿佛瞬间丧失了意义。

离开机场时我看着一架架起飞的飞机，想到今后仍会遇到许多人，再与他们分別。想到自己也会迎来与台北分手的这一天，也许一年后，也许两年后，不知道。或许真的有一天一切会归于平静，又或者人只能追求一段短暂的平静，然后再下一段，再下一段。

我终于摘下了那张鲜红的“快快毕业”。事有终始，一心一意。

1980年代初期，斯里兰卡因种族冲突陷入内战，交战双方是叛军“猛虎”以及斯里兰卡政府军。猛虎组织手段残暴，被32个国家列为恐怖组织；政府军也大量恐吓、绑架、滥用职权，严重侵犯人权。在国家的伤口中，更残酷的是每个个体需要面对的面对血腥与屠戮、下一秒不知道会在哪里爆炸的炸弹、某天突然失踪的亲人。恶对恶的较量里，人民是真正受难者，生者更需要摸索一种存在方式，如何面对创伤，又如何不被现实击溃？

迈克尔·翁达杰已出版的6部题材迥异的小说。虽然人物散落在不同时空里，却有连贯的精神内核，能代表这种内在延续性的，或许正是“鬼魂”这个词。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鬼魂”姿态：游荡在地域和种族之间，经历着身份认同、记忆与归属感的缺失，对不存在或不被认可的虚无有着出于本性的追寻。“鬼魂”，正代表着创伤后的状态，《英国病人》如此，《安尼尔的鬼魂》也不例外。但读者会喜欢看翁达杰的“鬼魂”书写，其实在于“鬼魂”状态背后重建自我、从虚灵降临为实体的过程。从空中降落到粗粝的土地上，站稳，找到重回世界的方式。

重回世界的鬼魂

女主人公安尼尔出生于斯里兰卡，年轻时便赴欧洲和美国求学，多年后成为了一名法医。内战期间，她以联合国人权调查小组成员身份再次回到斯里兰卡，和当地的同伴塞拉斯一起投入了对一具尸骨的调查，他们给这具尸体起名叫“水手”。“水手”的过去，也是缠绕着安尼尔的“鬼魂”。作为诗人，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翁达杰不会正面去谈何为对错、何为正义，以及这桩神秘死亡背后所应有的揭示。甚至这也不是安尼尔和塞拉斯会思考的，他们只会感知来自周遭和记忆深处的恐惧和痛苦，以自己的方式同他们的“鬼魂”搏斗。

“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可以像阅读一本深奥的历史小说般解读一桶土壤。”这是安尼尔认识并与世界建立连接的方式。她从学医期间就意识到，每个人的过去、甚至基因，已经影响了他们今后怎样接纳这个世界。背负起自己的“鬼魂”，我们常常无从选择。安尼尔还是学生时，有过一次极其短暂的婚姻，当她发现受到对方斯里兰卡传统家庭观念的禁锢时，果断了结了这段关系。她重新在夜晚的工作台上找到乐趣，找到一条通往世界更坚实的道路，然后得到了机会去美国进行法医学并接触人权工作，并真正意识到，“如今她可以代表科学发言”——一个比“遵守家规的斯里兰卡人”、“妻子”或是“母亲”更坚固的身份认同。

塞拉斯的弟弟、北中省后方医院的医生伽米尼是一个重回世界失败的例子。他的人生始终需要在错位中不断重新寻找出路，成了游荡一世的孤魂。为了快速处理不断涌入的爆炸伤员，病人不再是作为人的存在，而是被医院根据伤情分为十等，变成了彩色的标签。伽米尼开始沉迷速度，好让自己麻木地超负荷工作。他有意地避开了需要和尸体打交道的工作，但不得不面对国际特赦组给他的任务：浏览大量死者照片和报告，提供专业观点。这是他最痛苦的工作，不得不用手遮住照片上被害者的脸才得以继续。他爱上了哥哥的妻子，命运弄人，在她喝碱水——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之后，成了最后陪伴在她身边的人。经历了这些，“他的心已再也无法踏进这个世界。”

翁达杰或许对这个人物太过残忍，他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像玩魔方一样不断拨转着伽米尼时间轴：“一年以后，他将回到科伦坡并遇到他未来的妻子。……那是在另一场化妆舞会上。两人谁都没有乔装，却都隐藏在了彼此的过去中。”最后又写到妻子离他而去，写到他在遮住脸的死亡报告中辨认出了自己的哥哥。他们兄弟童年时学游泳的海滩，成了政治被害者从空中被抛下的地方，尸体在水中顺流而下。小说中好几次对书架上的医学书籍有描写，它们被当作指导手册被忙于处理爆炸伤员的医生和护士翻阅，像暴行中唯一一张可以依靠的正义又冷静的面孔，但那些书籍终究没能抚慰伽米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虽然不一定是能成功重回世界的方式。正如在《英国病人》中，面对同样混乱不堪的世界，护士汉娜的方式是阅读，以及为英国病人朗读，在那栋被炸掉一半的别墅里小图书室里，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往生与解脱之路

作家张怡微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翁达杰《猫桌》的海上旅途作为一种媒介：“正如中国传统中阴阳两界互通要取道桥梁或是鬼门、神仙由天域下凡要乘着风，空间的迁徙流转总要借有一种媒质牵连，如孩童世界与成年世界，母国与他国，旧家庭与新家庭。”如果《猫桌》处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安尼尔的鬼魂》和《英国病人》则是在关照每个人的精神创伤，生者“鬼魂”的入世，以及逝者鬼魂的往生，这个过程同样需要媒介。考古和阅读，是安尼尔和汉娜让“鬼魂”入世的介质。逝者塞拉斯和赛丽莎的鬼魂被生者背负，翁达杰选择了一种往生的仪式。

“点佛眼”这个宗教仪式第一次出现，是在塞拉斯的老师帕利帕纳的描述中。他向安尼尔讲述其庄严：必须在清晨5点佛像开光的时刻；工匠需穿盛装；凡人的眼睛都不能在塑造过程中直视佛的双眼，因此要背对佛像，对着镜子里的佛眼去画。第二次，是在小说接近尾声时，一次真实的仪式描写。工匠安南达在锦缎华服里穿着塞拉斯生前的衬衫，以此祭奠塞拉斯的魂灵。斯里兰卡人视这个过程给佛生命，但人们并未意识到，佛的目光可能是忧伤的。仪式完成时，他以近乎佛的目光“匆匆瞥了一眼尘世”，从一群俯冲的鸟身上感受到他失踪妻子的魂灵——她死前，一定曾像这些鸟一样无畏地穿行在她的高空和惧怕之中。赋予佛像生命，也是安南达自己的解脱，让鬼魂往生。通过仪式这种媒介，生者再次感受到了人世的温度。

翁达杰用诗人的手笔，有心无意地丢下一些记忆碎片，像媒介一样在特定时刻启示着小说里的人。比如安尼尔在伦敦医院实习时第一次学到“Amygdala”这个术语，因为像斯里兰卡语而倍感亲切。教授说术语的意思是“杏仁核”，大脑的一个黑暗区域，储存着每个人关于恐惧的记忆。从此，寻找这个区域成了安尼尔解剖过程中的秘密爱好。关于恐惧，教授告诉安尼尔，“正像梦境，尽管有时候梦境并非幻想的结果，而是来自我们未知的旧习。”

的确，恐惧来自过去，并将在未来的每一秒里像梦境和鬼魂一样缠绕着我们。翁达杰似乎认为，掌管恐惧即掌管万物，恐惧支配着我们做出未来每一个渴求安全感的决定。《安尼尔的鬼魂》就是这样一本讲述每个人如何面对鬼魂的小说，但对每个个体来说，就不知是鬼魂还是灵魂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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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大部分文字写于2017年6月，研究生快毕业的那阵子。那真是情感喷薄的一段时期，因为意识到离开校园后每一个选择可能都会很艰难，为之付出的代价会特别高。前几天看到一个我很尊敬的小姐姐说：“找不到合适的第一份工作根本都没机会担心你所担心的问题，第一份工作又要至少做个两年。职业生涯前几年不能靠年轻的本钱努力跑，再往后连进赛道的资格都没有，新毕业的年轻人早上道了。前几年要是卡死了机会成本太大了。”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只是没能像她如此尖锐准确地描述出来。所以，在踏入这个世界之前，我允许了自己在毕业之际的“情绪放题”，和很多人和事去作情感上的了结。

但后来发现了结不是告别。离开文学院，我身上仍然有文学院的部分在。或许更准确的是，我不想也不允许那部分从自己身上消失。

本文献给2014到2017这三年。题图是2016年10月1日，阳光明媚的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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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小虹老师的课上，我认识了J。那是外文系第一次开设纯政治哲学理论的课。J已经硕士毕业，在等待博士入学，是班上的旁听生。在一次讨论中，他大谈阿甘本的思想，一旁读不懂阿甘本而不敢出声的我，心里默默想，“此人要么是在装逼，不然就真的太厉害了”。

那是2014年的尾声，虹师还没有因为人文大楼抗议运动成为文学院全体师生攻击的对象，J也还没有成为我的恋人。对于台北来说，冬天意味着无穷无尽的雨。冬至那一天，虹师讲到这天夜晚最长、白天最短，就是阴阳要开始转变，混沌的能量到了极限。所以要吃红白小汤圆，碗中就是阴阳，就是混沌，致乔伊斯的chaosmos，致内格里和哈特的“帝国”，致阿伦特的space of appearance——混沌里蕴含着新秩序的可能。

湿漉漉的冬天里，下了这堂课，天早就黑了。常常要撑着伞在文学院门口发一会呆，清理一下思绪。雨水打湿了杜鹃，在路灯的映照下楚楚可怜。在这一间百年老建筑破旧的散发着白炽灯光的教室里，有人激烈地讨论着这世上到底有没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没有真理可言，值不值得为真理搏斗。

灯熄人去，我心想，完了，被这样的东西迷住，注定会变成一个无聊、没用，又赚不到钱的人。灵魂里的一部分将永远绕着那盏灯，绕着这座建筑，变成一只文学院的幽灵。

2

一年后的冬天，在和J相熟后，他常会问我的问题是，“对你来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总是打趣地说，“人生哪有什么意义，就是虚无啊。”要么就是回答他，“赚好多好多钱，然后去念五个博士。”他总是摇摇头告诉我，“要找到自己的意义”，而我总是不屑一顾地抬头看看他。

J的硕士毕业论文在删减之后还有一百多页长，写的是Stoner这本小说，以及里面后现代时代的存在主义伦理。他说，看过这本小说，我就会知道人生的意义。

那个冬天，台北迎来了几十年来的第一场雪。J的家住阳明山上，晚上就有颗粒状的雨夹雪，第二天一早，到处都白了。早上7点，收到他的短信，问我要不要上山。睡眼朦胧中立刻爬起来，带上以往在北方才用得上的装备，雪地靴、羽绒服、手套，擦擦窗户上的一层白汽，出门了。

他好像一直很想让我上山，但总出于天气差、路途远或是太忙了而没有去。后来就说，等夏天再去。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大概等不到夏天。

那一天很多台北人都兴奋地跑去阳明山看雪。随着海拔升高，渐渐可以看到飘雪，车上的人都努力抹去窗户上的雾气往外看。到了阳明山才发现，雪比想象中大多了。

我们在大雪中走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成了雪人。阳明山上很多截然不同的景色，先是穿过一片竹林小道，又来到高耸的针叶林，天空都被遮住看不见。又走过平坦开阔的田间步道，夏天著名的景点海芋田盆地，已经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最后我们在一个建筑很像树屋的房子里吃饭。桌旁是暖炉，前面是落地窗开阔的树林雪景。红烧茄子，梅菜扣肉，豆腐煲，每一样都很好吃。店里还有两条温顺的大狗，也卧在暖炉旁烤火。屋子外面的小露台有秋千，上面也积了雪，主人都说，这是第一次看到雪。

屋檐上结了一道道的冰柱，让我想起小时候。我给他讲了在北方的事，不知何故，童年的记忆会在某些时刻变得特别清晰，思绪也变得如明镜一般，敞亮，剔透，冷静。

天黑时我一个人坐公交车下山，看雪的人依次回家，排起了漫长的队伍。我在人群中攥着手机读他的论文。后来的很多个夜晚，深夜里失眠的时候，也打开iPad，读一读他的论文。

后来到了春天，我和J阅读德勒兹关于时间和电影的理论，一起去图书馆借DVD来看里面提到的小津安二郎的《晚春》。从图书馆出来，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小心地把粥里那颗半熟的蛋黄捞出来放进他的碗里，咬一口，有流心。

珍贵，轻盈，小心翼翼地交换着各自最珍贵的东西。仿佛在这段像雾一般的感情中体会到德勒兹所说的“becoming”，一种不断流动的状态。《晚春》的最后，那个定格在花瓶的镜头，就是德勒兹所说的“纯粹的时间”——没有人，也没有镜头运动，却仿佛在那一个凝结了所有情感和生命，变成时间的结晶。

回想起来，仿佛也有很多时间的结晶，而我们果真没能撑到夏天。

3

到了第三年，系上相熟的同仁彼此开始见不到面，蜗居在各自的小黑屋里写毕业论文。确认彼此存活状态的方式，变成在系上的邮件通知中，收取每个人答辩日期，去现场为他应援。

T是同级生里水平不一般，为人又成熟随和的一个，后者在文学院这栋建筑里尤为可贵。他在做以“栖居”为题的电影研究，灵感来自于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用新物质主义和巴赞的电影理论来分析台湾电影。

我偷偷溜进他的开题答辩现场，口试委员之一D教授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本三块砖头那么厚的《存在与时间》，翻开念了起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X章第X节第X行写道，栖居，是指……与你想表达的概念完全相反。”海德格尔所谓的栖居，更像是人纯粹地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不在意周围的物质环境。而他的论文恰恰是电影中台湾在地环境与物件的研究。

他的指导教授就温和许多，但说着说着，问道：“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你7月一定要毕业（因他已经交了定金要去美国留学），最终答辩就在不到2个月以后，能告诉我你怎样在短时间内阅读大量海德格尔、巴赞并写完论文吗？”

光是这几个问题，就足以让旁听的我吓傻了。然而T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一一回应着。让我想到当初自己的开题口试中，导师提出我的某个概念用错了，惊慌失措就全写了在脸上，回答更是语无伦次。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啊！”我不禁想。时常走出家门，走出研究室，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大家过得都不怎么样，但硬撑和硬撑也可以很不一样。

2个月后，迎来了T的最终答辩。上次还捧着海德格尔的教授D，这次则晃了晃刚拿到手的结婚证书，在喜悦心情里决定当个good cop。他的新娘是和我们年纪一样的外文系毕业生，比他小20岁，在课堂上是他的迷妹。大学毕业后向他表白然后交往，去年订了婚。听闻这件事后我没有再听到good cop和bad cop的任何审讯，闭上眼睛想象了另一个画面。不敢想。

傍晚，T顺利通过答辩，我们即将毕业的几人一起去喝咖啡，聊着外文系的这三年、四年——过眼云烟的crush，流水的男朋友与“男朋友”，铁打的反倒是我们那太易碎、太畸形的理想。一直聊到了天黑。感谢这个小岛的咖啡馆文化，这一年开始喝一点咖啡，这次喝的是南投产的咖啡豆的中深度烘焙。有十分钟我抽离了对话，借了T的论文来读，那些文字和咖啡香混在一起，像迷蒙的梦一样。

我想起读J的论文和Stoner的那些夜晚，以及读导师的文章的那些夜晚。Stoner的一生和“成功”二字沾不上边。文学和理论的书写孤独到只能和极少数人对话，时间投进漆黑的无底洞，世界很多个这样黑暗的角落里，理智与直觉在痛苦地周旋。而这样的十分钟，以及那些深夜的很多个十分钟，我终于会感激自己押上的青春不是白费，而是换来了一种奢侈的语言——“as if their love and learning were one process.”

我又想到那个嫁给老师的学生，她是怎样面对与恋人之间横亘的intellectual gap恐惧的？怎样面对想追上他、永远想要了解他却不得解的恐惧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

4

毕业后准备离开校园的几天，一位导师请我吃饭。她是我的论文导师十几年前的学生，也曾经像我一样仰望着他。

饭后去研究室拿东西，遇到了J。之前偶尔会在一些学术场合难以避免地碰到，他会笑着打招呼，但我每次都尴尬地扭头走掉。但今天我笑着对他说话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用我一贯缓慢的语速，告诉他论文通过的事，以及我就要离开台湾。心里想的其实是，幸好今天洗了头、戴了隐形眼镜、化了一点点妆，你的声音还是这么温柔，以及，你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我呢？

离开了文学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离开后会好吗？其实我并不知道。奋战论文，幻想毕业时，对离开文学院的渴望有50%来自对逃离宿舍、拥有一间厨房的渴望，50%来自对摆脱论文支配的渴望。我想，有了厨房，才算是拥有体面的生活，体面的生活就是沙拉里特定配比的油醋汁，是希腊酸奶配自己烤制的granola。但当我有了油醋汁，有了granola，“体面生活”大概就又会变成别的东西。比如三年前，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文学。

和J分手后的一阵子，他毫无征兆地发了一条信息给我：Are you leading a meaningful life?

那时我正在读《道士下山》，里面有个小角色段远晨。道士何安下原本以为那人是隐世高人，后来才揭露身份是个特务。段说，有的时候装着装着以为自己真是修行者，甚至是天子，忘了上面还有层层组织。或许他从未认同过自己的选择。段远晨死后，组织来收拾摊子，何安下问被他和高僧感化了的壮汉王大水，你不跟我走么？王大水却留下了，说，缺一个接段远晨班的人，虚无缥缈太久，特务工作“具体生动”，他会感到幸福。何安下与他们道别，背上高僧的尸体上山，觉脚踝力量强劲，心中想，要是我的心也和脚踝一样坚强……

这就是走上不同人生路了。

虚无缥缈的路，具体生动的路，追名逐利的路，磨炼内心的路，都是好路。是对不同人的好，但好都是一样的。“好路”，就是那个J曾经质问我的“人生的意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穷尽一生去做它。

其实我早已选择了一条路。

三年过去，小虹老师由于一直抗议阻挠人文大楼的修建，成为校长、文学院同仁、媒体的千夫所指，文学院挂起了阻挠她抗议的横幅。有的学生特地跑到她的课上，就是为了指着鼻子骂她做得不对。

三年前她在那堂或许影响了我一生的课上说，“当然要谈美学，没有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然要我们人文学科干什么？”但后来老师又说，“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是迁就。”到现在我还不完全懂。

最后快提交论文的时候，我在研究室改到谢辞的一页，写着写着哭了起来。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的人生终极目标是‘做个普通人’，却支持了我做出的每一个偏离正轨的决定。感谢他们容忍我放弃了通往更轻松的人生的道路，容忍我在固执选择的少有人走的路上，走得并不怎么样。”

其实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人们说椰林大道上的那些树，就像这里的人一样，自己高耸、壮观，但留不下半点树荫供人乘凉。简单来说，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仔细看的话，一片片坚硬树叶的间隙之中，总有嫩绿的新叶。特别是暴风雨过后，老树和路灯倒的倒，歪的歪，倒是看起来已经成熟到不会再生长的大王椰子，一两天内就长出了新的叶片。常绿，常新。

很多人走出这里，成了成功的商人、政客。与他们比起来，我仿佛活在暗处，终不见天日。但我和他们又哪里不同呢？文学院的幽灵，也是可以顶住台风的树。​​​​

本文写于2016年11、12月的时候，很多是从日记里摘取然后拼凑在一起的文字，亏编辑胡老师居然用了这篇稿子发在《萌芽》上。“一个人生活”逐渐成为稳固的模式，后又变为一种心态，这种状态带给我的远远比想象中多。一年过去再看，仍是如此。

题图为前几天晚上在路上看到的卖气球没怎么卖出去、只好收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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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色电影

重读周嘉宁的《一个人住第三年》时，是在台湾的第三年——虽然离开家也很多年了，却从未像现在一样确凿地感受到“一个人”。一脚尚未踏入社会，一脚却已脱离校园；没有伴侣，没有工作，只有一个小小的、独居的房间。冬天里，窗外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忍不住想缩成一团藏起来。在这个小房间，体验着比搬家更可怕的、恒常的“待搬家”状态——不会长久住下，书也不敢买，真正的孑然一身。就是世间这样一个小角落，忘记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手机地图上被备注成了“家”。每次查询路线时，只需在出发地或目的地里输入，XXX——家。

研究所的课程都已完成，剩下独立研究和写毕业论文。起初喜欢去系里的研究室，常可遇到同僚，交流并安抚彼此的焦虑情绪，顺便从书架上偷看他们在看的书——正如那句机灵的名言所说，you are what you read。但到后来，还是把自己关在了小房间里。早上六七点，轰隆隆地响起机车的声音，就知道天亮了。晚上六七点，楼下的街道驶过放着《致爱丽丝》旋律的垃圾车，就知道天黑了。学术之路大概就是这样吧，从互通有无，不知不觉走着走着就剩下自己。与世界脱离关系的同时，与另一个世界试图建立联系，像地鼠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挖着它的洞。

有一次去听关于张爱玲的学术研讨会，学到一个词叫noir。当时是在讨论《色·戒》，一个教授说，《色·戒》是一部黑色电影，是noir。什么是noir，就是大家觉得有些电影看过之后，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悲伤，后来法国人就用noir这个词，把这些电影叫作黑色电影。Noir很难定义，只能大概摸索出几个视觉上的特点：画面色调总是暗暗的，雨总是淅淅沥沥、越下越大，人物的脸总是一大半浸没在阴影中，美丽的女性角色总是结局悲惨。走在这动荡的街上的人，大多穿着风衣——那位学者说，为什么是风衣，风衣就是抵抗风雨的衣服，在外漂泊时才穿的。风衣，代表着某种的homeless。当时想，虽然从视觉风格上就可以辨别出黑色电影，但noir的本质，那种“无以名状的悲伤”，我相信是可以辨认的——用一个词来解释，大概就是doomed。命中有劫，却用苦笑平静地接受它，是王佳芝从宝石店里出来望着骚动人群的那一晃神。而我的劫数，或许正是这漫长的一个人的时光。

中学时就在课本上学过，慎独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君子在独处、没有人看到时也要谨慎不苟。没想到成人后，需要开始主动地思考并处理独处。“二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住过很长时间，工作也没有，白天黑夜连成一片，那轻飘混沌的迷幻错乱之感，在记忆里非常深刻，像是后来一切的保障——实在不行就回去。” 刘天昭在《毫无必要的热情》里这样写道。然而慎独的练习，可能有一天发现不是“实在不行就回去”，而只是漫漫长路的开始。即使有一天变得不再是一个人，或许依旧将无法摆脱孤独感。当意识到这也是一种noir式的安排，就无法单纯感到快乐或悲伤，而是要是接受它、经历它、与它相处，有时兴高采烈也必定也有低落之时，闹完别扭还要回来过日子，翻找那些躲起来的欢喜，珍视这逍遥的苦日子。

不能灰心，黑色电影也是很好看的。

2· 人间观察

一个人，想象中会经常外出旅行，无牵无挂，说走就走。而实际却是，别说是旅行，日常也少出门。有过一些日夜颠倒的时期，更与世界脱节。

出门则是人间观察的良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一个人”相遇。

在公车站等车，正在看书，手臂突然被旁边的一个女人抓住，我下意识地挣脱，一细看，原来面前有一只大狗，而她看到狗很害怕又不敢出声，才抓住了自己身边最近的人。那狗虽体型大，但干净、温顺、带着项圈，一看就是被豢养的，很难想象对人造成任何威胁。心里对路人有轻微的不满，觉得就算害怕也未免夸张，给别人造成了麻烦。被我挣脱而说着“不好意思”的她，或许心里也有所不满，稍稍埋怨了是谁家没有用绳拴住的狗擅自来到公交车站。

最近两年学了不少日语，日语中道歉和道谢时常用的表达是“给您添麻烦了”、“受您照顾了”，强调自己给对方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一个人久了，对这负担太过自知，想与外界繁琐的负担划清界限，相应地，也多了一分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自我约束。想到日本电视剧《逃避可耻但有用》里的剧情，一个正直优秀的帅哥解释自己为什么一直单身，说可能是因为自己太自私，不想自己的时间受打扰。学心理学的女主角帮他分析一番，说这是因为潜意识中也不想打扰和伤害到别人所致，是温柔的体现。现实生活中，这或许是矫枉过正的一种，太恪守界线，以至于躲到了界线以外的远方。

那个害怕狗的女人让我隐隐觉得愧疚，为自己第一时间便挣脱了她这个动作。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仿佛就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而我已经习惯了太久矫枉过正。常常对人说着“你忙，不打扰了”、“好的，我自己来就行”的我，表面上是不想打扰别人，也是自私地保护着自己吧？

圣诞节的夜晚，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帮人买东西。到处灯火璀璨，街头表演的音乐，让这东方城市的节日气氛更浓。其实不太明白，在一个连麦当劳肯德基的店面都要定时烧香摆贡品“拜拜”的城市，为什么要过圣诞节。但看到人们脸上映照的璀璨的圣诞树流光，仿佛剥夺过节的权利将是一种罪名。突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传来一个尖利的声音——坐在路边的一个老太，对着路过的每一个人咒骂：“摆什么臭脸！臭脸！”我吓了一跳，躲在一边悄悄看她。明明人们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欢欣，反倒是这老太骂人的姿态很是“臭脸”。人们个个扭头投给她奇怪的目光，“神经病”，大概这样想了半秒，又扭回头，恢复笑脸，脚步迈向下一个百货公司、法式餐厅、火锅店、电影院。

然而奇怪地，我却对老太没有反感，我甚至想，她是不是什么为“一个人”发声的小神仙，下凡来到这里。如果有那么一个神仙国度：享受节日的欢愉面孔是狰狞的臭脸，独酌中呜噜呜噜自言自语的沉吟声是阵阵喜悦的窸窣，等面煮熟时抬起胳膊放在蒸汽中暖手可定义为欢呼手势，失眠是最惬意的休息方式，失恋可授予一枚荣誉勋章，影院、餐厅、公车都提供豪华单丁位，剩下的位置则是普通座……

在带我升向这个国度的电梯里，我这样幻想着。“叮”地一声，住楼下的姑娘到了她的国度，走出电梯厢的瞬间，她头不回地，手伸到身后按了一下电梯门内的关门键，门在她的身子刚刚出去的一刻完美合上了。

咦？那个女孩子或许也是“矫枉过正”一族？

3· 惺惺相惜

飞来台北“但试过散心旅游如何答没有”的旧友C，整个人又失恋，又生病，在他工作的城市还被卷进了棘手的人事问题。台北对他来说是一个孤独岛，而我则是岛主。带他去吃饭，本来想着我就不要问了，说你不要说了也没关系的，但他从头到尾把一切事情都说了，恋爱、工作上都失意，又是换工作换个地方发展的节点，整个人突然没了方向。因为明白那种心情有多糟糕，也明白我所明白的可能只是他所经历的一小部分，感受到他的难过，我也难过得想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当然，即使说了，安慰的话也是没有用的。

两个人在居酒屋喝了一摊又一摊，谈起都很有同感的那出戏《家族的形式》：这世界上每一扇窗背后，都有不同的幸福的形式，一人生活也是其中的一种。而等待着我们的幸福，为什么现在还琢磨不透它的形状呢？戏里的男主角最后说了一句让我瞬时泪奔的告白：“我们都是可以一个人活下去的人，但要不要两个人试试看？”幸福，或许是，至少可以“一个人活下去”？

C来的第二天，我的伞坏了。隔天他送我一把新的——回来拆开看，发现是一把小黄伞。我问：这是《老爸老妈浪漫史》的梗吗，还是他的城市那次事件的标志梗？他说，只是因为这是唯一一个看起来不奇怪的颜色。

C走后的某天，下雨了，我撑着这把伞慢慢地往我的国度里走。可能因为假日的缘故，附近比平时安静了很多。黑夜中，我头顶这片亮黄色，仿佛一个发亮的月亮。于是哼起了《月半小夜曲》，想到歌词里那句“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有谁可以思念呢，远方的人此时此刻又在做着什么呢？此时此刻我在雨里走着，远方也会有人想起我吗？

又想起来和C吃的那顿饭，我说的唯一一句安慰性的话，大概只有，“别担心，因为我们都是‘天地一沙鸥’呀。”而我总是表达不清，无法把后半句想好就说了前半句。在人生这片茫茫大海上，我们终究是要孤独地飞行的。能够一起飞，能够在某个地方停靠，真的是很好的。可是搞不好，孤独地飞，才是人生的常态。也可以乐观点来看，接受它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状态。

可是我只说了“天地一沙鸥”，恐怕是很骇人的一幅图景——像是惊涛骇浪间的海鸥乔纳森。

我真是孤独岛不合格的导游。

4· 孤独岛主

一个人去看了台湾民歌四十年的纪录片《四十年》，在不足5个观众的放映厅里默默流泪。《龙的传人》这首歌的作者侯德健说，他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父母是大陆人，他生长在台湾，因为一次意外到大陆被有心者举报，便再也回不去台湾，结果后来大陆也驱逐他。“你来自哪里”对他来说是困难的提问。现在他住在北京，因为太太是北京人，就只说自己是“北京女婿”。

虽不曾有过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但那种彼此互为过客的感受，或许我也有过——与自己所处之地，与所相处之人，还没来得及深深地问候就要道别，惺惺相惜似乎也是刹那间。

后来C在新的城市租了房子，费了好一番心血和金钱装饰家里，总算有了舒适的栖身之所。找了新工作，一切都算稳定下来。这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但仔细想来，也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已。他寄来孤独岛一张卡片，没有图案，是印章印上去的日语的“谢谢”。

我决定试着和喜欢的男孩子告白。因为知道不会有结果，更像是说给他开心一样，紧接着发送一条信息：“不用回应我”（的感情）。结果对方真的没有回应，从此再也没了消息，也没有删除我的联络方式。甚至没有一句“谢谢”、“对不起”，或者哪怕是“哦”。

过去在感情里的主动反被说是“自私”，小心翼翼地转变着方式。想了一想，还是想当个好人，待人接物有礼貌甚至利他主义，欠的人情要还，余下的温柔播撒向世界，剩下的时间再去完成自己喜欢做的事。这其实也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利己主义。满足于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病急乱投医，更专注地做自己。我依旧不知道明天会去哪里，羡慕别人知道自己会一直在哪里。大概还会输很多次，但希望我能遇上另一个好人。

回归了明信片这种简朴而笨拙地表达，给从旧时光里就深深爱着却明明平时都不怎么联络的好友寄了过去，就像一个国度给另一个国度抛去了建交的橄榄枝，一座孤岛与另一座孤岛之间搭起了一年一班的纸飞机航线。想告诉他们，过客总是会彼此路过，而他们是我抬头仰望的那轮明月。

世界上有许多像我一样的沙鸥，我们散落在分隔的大陆上，闪烁着微弱的信号灯。《海鸥乔纳森》的开头，也仿佛是结尾似的：“清晨，平静的海面上，道道波纹里，闪耀着一轮初生太阳的金色光芒。”这是我一人生活的不知第几年，也像是一人生活的第一天，并无区别。

这篇文章写于2012年底，写的是来自工人阶层家庭的20岁的我，到了皇后大道的迷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酸文。今天会突然挖出这篇旧文，是因为看到余光中先生去世的消息。

2013年我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办的一个大学生文学奖，投了这篇文章。散文组的评审是余光中先生。后来文章得了亚军，余光中亲自到香港颁奖。之后文章的节选发表在《明报》副刊，也是他写的评语。得冠军的是一位台湾同学，写的是她作为一个台湾人在大陆上学的各种新奇经历。不知是巧合，还是余光中对两岸三地的碰撞特别有关怀。

再次翻开这篇文章时，感到实在太过稚嫩，文笔和心境都是，不知当时怎么得的奖，别笑话我。神奇的是，那个很小咖的文学奖，请到了很大咖的作家，比如小说组的评审是王安忆、陈冠中和骆以军。所有评审都出席了文学奖的活动、典礼，大家还一起吃晚宴。那一届获奖者的关系也很好，都有保持联络。之后我去了台大，得以和好几位当时的获奖者重聚。

做了一些删改后，把这篇文章发出来，是以纪念吧。我还记得，文学奖的晚宴是在中环雪厂街，不知是不是为了拜会余光中，那天北岛也来了。吃完走下来不远，就又走回了皇后大道中，那时已经是冬天了，感慨万千。

也是那年，我在上司的家里当家教，往返半山富人区和红磡学生宿舍的路上，总是沉浸在和文章一样的心境里。题图就是路上拍下的中环的木棉花。为了找出这些照片，翻到了instagram的最底部，看来随手的记录依然是有用的。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称得上“国际大都市”的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条或几条大道。第五大道、香榭丽舍、华尔街……大道上的人们，总是踏着匆忙但不紊乱的脚步，一身光鲜地任由他人猜测，他们和五光十色的橱窗一并构成大道上最瞩目的风景。

大道上还会有一个或巨大或著名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一个人会感到被淹没、随波逐流、麻木无感，又或是不耐烦，或是自信地迈向他的方向……这个十字路口聚集着很多个“一个人”，成为一群人，一群属于大道的人，一群构成大道的人。

而我呢，穿过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只觉天旋地转，不敢想自己身上是否也沾染了大道光鲜的片羽。

大二升大三那年，在香港找到一份文学领域的实习工作，公司位于皇后大道中一栋陈旧的商业楼，是一间三十多平米的工作室。大道历史悠久，又很长，歌里唱，“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即使没听说过这附近的银行总部、金融中心、律所，狂热的购物爱好者们对密集的奢侈品店也很难不会有所耳闻。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大道中，但我从未如此认真审视过这条大道，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是五光十色的商店街，从这一天起，我也是大道的一部分。我想，作为这样一条大道，她一定是多样的，是国际的。我不是谁，不带有任何标签，我拒绝被同化。我无比确信，自己终将成为这多样中的一部分。

一百辆大巴会有一百种通往大道中的方式。不出半个月，就迅速地培养了这种能力，不管巴士停在皇后大道周围的哪一个角落，我都可以用半秒就规划好将要走的路线，用和大道上大部分“精英”一样的步伐穿过各式大厦与橱窗，穿过十字路口，仿佛走在大道上、属于大道，本身就是一种自信。

工作中能接触到不少作家、出版社、媒体以及教授，起初觉得新鲜，这是曾经的我没有可能接触到的圈子。小公司还有一个和我一样在实习的大学生，在仅是凭气势便让我们心惊的大道中，我们两个小人物迅速成为了朋友。她比我到公司早，也比我熟悉一些。这天，她带我去吃午餐，从大道拐进一条小巷，有一间不起眼的粉面铺，正是吃午饭的高峰时段，门口排着大长队，一看都是附近工作的人。我一看这长龙有些退却，问她：“这么多人，不如换一家吧？”她连忙摇摇头，“仲未到。”原来这个小楼还可以再上一层，是粉面铺的内部分店，人少些，还比地铺便宜几块钱。我们走进又暗又潮的楼梯间，上了一层楼，来到隐藏在小楼里的粉面铺。里面也是一样热闹，比起阴暗的楼梯间，显得干净明亮多了，而且多了几分蒸腾和拥挤。

招牌是鸳鸯河，这名字倒是十分优雅，但我并不明白它是什么。原来，这是一碗清汤河粉，汤里有鱼肉春卷、牛肉丸和墨鱼丸各两只。我看着香港朋友娴熟地端着放有鸳鸯河的托盘，先来到放调味料的小桌子上，拿了三只小碟，一碟盛辣酱，一碟盛醋，一碟盛鱼露，又拿了一小袋分装好的刚好够一次食量的腌菜。然后朋友带我坐下，教我加入各种调味料，腌菜则一边吃一边一点一点加进去。本是一碗清汤河粉，如此变得有滋有味。

然而那位实习生很快就离开了。她来自全港最好的大学，只是为了简历上多一条实习经历才来。在发现工资几乎没有，公司的名号又不响之后，迅速找了份别的暑期工。

但拜她所赐，拐进小巷子，上一层楼，走进“隐藏”的粉面铺，成了我再熟稔不过的路线。

“鸳鸯河，唔该。”

“饮咩？”

“唔加饮。喺度食。”

​然后我就端着那碗鸳鸯河，舀上一小勺辣酱，一定要少，不然会太辣了，然后用鱼露和醋浇在辣酱上冲淡它，再拿上一包腌菜，一点一点加进去。

我时常拖到下午茶时段再吃鸳鸯河，又有价格优惠，又不那么挤，有更多的几率可以独自一人占一张卡座。一边看着窗外的小巷里窜动的人头，一边极其享受地吃完——先吃一条鱼肉春卷，有嚼劲，是最好吃的。然后吃一粒墨鱼丸，又软又弹，口感最好，可惜有些腥味。然后是牛肉丸，有黑椒和咸鲜味，但口感上就生硬。然后等到河粉吃的差不多，其他的丸子也吃完了，才将最后一条鱼肉春卷吃掉，算是好开头与好结尾。每次这样吃完一碗鸳鸯河，都有说不出的满足感，在大道中，无法找到第二种这样便宜又美味且能饱腹的食物了。

大概，生活和旅行的区别并不在于那里是不是旅游胜地，而是在于一个人要在那个地方所做的事情需要重复多少次。即使沿着半山扶梯再走上去一点便是全港著名的国际美食区，本地老字号名铺也不少，由于奢侈品店、历史建筑的集中，大道中也被各种手册收录为必去之处，如今却都被我视而不见。我学会了在大道中省钱，坐地铁有学生优惠，虽然要转线，还要走不少路，但比巴士便宜一半。巴士舒适，不用转车，还可以在车上看书，于是只要坐了巴士，我都奋力地看书，觉得多花的钱也不算太亏。去吃饭前，总用办公室的饮水机把水杯灌满，出去吃饭就喝自己的水，可以省下加饮，等等。

这天我被派去给别的公司送合同，那所公司位于一栋高级且巨大的写字楼里，和一个高级购物广场是一体的。电梯一下就直升三四十层，出入的人都着正装，而我没化妆，头发乱糟糟，还穿着T-shirt。来到对方公司的前台，想到是比我司规模大太多的国际企业，我用英文表达了需要把这份合同递交给谁，但前台的工作人员没有听清，让我再说一遍。是啊，这会说什么英文呢，于是又说了一遍粤语。

回来的路上，坐了叮叮车。在二楼座位，胳膊肘撑着窗户吹风。我很久没有这样仔细欣赏过香港的街道、香港的人了。轩尼诗道的旧建筑、各式繁体字和英文招牌……我还注意到，前面座位上有个穿着旗袍、头发梳成一个发髻的中年女人，望着她的背影，恍惚之间有种七八十年代的气息。

真的好喜欢这种电车，希望这种缓慢的节奏能够延续下去，这种节奏几乎让我忘了自己在高级律所前台出丑。

周五晚上加班后，大道则会显得出奇安静。有天刚好忙得没吃饭，加班后来到一家格外冷清的Subway，买了一份三明治晚餐。一路走到大道上一家银行的门口，这里有一大块显示各种证券指数和广告的LED屏，屏幕前有一块空地，附近有个巴士站，有一些等车的人，我站在这里的话路人会以为我也在等车，就没那么突兀。于是我站定，撕开包装吃了起来。银行大门早已被厚厚的铁栅栏封锁，这块屏幕还在不停地弹出那些指数，散发着绿色的强光，我的脸也被照得绿荧荧。一边大口嚼着三明治，一边看着皇后大道，写字楼早就暗淡下去，各类商铺还亮着灿烂的灯光。

突然觉得大道中好陌生，不知道怎么，脑海中就突然浮现起了小学时的事情。

那时候，在我家的破旧小区旁有一个很大的机关大院，里面有食堂，有时我和妈妈也会一起去那间食堂里吃早饭。但我常常不愿去，因为大院的看门人很严，除了有院内证件的，只放行有食堂饭卡的，而且看门大婶还是会有种“你不是这个院，怎么还进来吃饭”的异样眼光。

这天早上，我走慢了些，和妈妈岔开了一段距离，妈妈拿着饭卡和饭盒大步迈入了机关大院的大门，我却被看门大婶拦住了，大婶说：“小孩来干嘛，快出去。”那凶煞的目光令我害怕极了。我解释道：“前面那是我妈妈啊，我和她一起来吃早饭的。”妈妈一直没有回头，以为我还跟在她后面走，兀自走得越来越远了。我大叫：“妈妈——妈妈——”可是妈妈还是往前走。大婶打断了我：“什么你妈妈，人家是进来吃早饭的，你快走！”还是一副严厉又厌恶的样子。我又奋力地叫妈妈的名字，她却还是在往前走，远到听不见了。最后，我只好饿着肚子去上学。

我一个早上都在为这件事不开心，上了两节课之后，班主任来找我，递给了我一包饼干和一盒酸奶。

“这是你妈妈送到学校来的，她说你没吃早饭。”

我接过来，低头看了看，红色包装的乐之饼干，蓝色小房子的盒装酸奶。我知道妈妈一定是在大院的小超市里买的。每次在大院里和玩伴玩累了，我们都会在那个小超市里买些几毛钱的零食吃，比如5毛钱的条状酸糖，或是“无花果”。看着妈妈给我买的吃的，有些心疼这些零食比食堂的早餐贵了几块，心里还是又酸楚又感动。

我很羡慕机关大院里的孩子，他们有时会说：“我妈妈在国外待过好几年呢！”，或是，“我爸爸德语说的可好了，还被派到德国工作过。” 长大些才知道，那个大院是国际政治研究所的家属院，同学的父母，不乏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但小学的时候，更羡慕的是他们的院子有食堂，有超市，有花园，每次我们都可以在花园里摆一排花盆玩过家家，捉迷藏时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还羡慕他们的脖子上都有一根蓝色尼龙绳，上面挂着一张家属证，看门的大婶见了，从来不会有对我那般凶神恶煞的表情，她总会微笑着问：“上学去呀？”，或是“放学啦？”

大道中夜色正好，马路对面有一幅巨幅时装广告，金发碧眼的超级模特正用挑逗的眼神看着我。放慢了咀嚼三明治的速度，心中有些朦胧的感觉回荡着，觉得这样一下子，真的是好多年，这一切却又过去的这么快，而今眼前的一切都是不同的了。

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去，带着浮光掠影穿过银行总部大楼林立的大道，掠过红棉树稍的火红花朵，穿越欧式教堂的十字架尖顶、高级会所的玻璃窗和植物公园，飞向半山和山顶的富人区。从下至上仰望，绿荫中温暖的灯火星星点点，高高低低的建筑物层次分明，每栋建筑都有她所经历过的历史，每盏灯火背后的人也有他所经历的故事。而我，我也有自己不起眼的故事。

仿佛是混出头了，父母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来香港读书，托我买各种化妆品和电子产品。当他们听说我来大道中工作，以为我是一名准金融精英，觉得我长大了，本事了，是不同层次的人了。我却只能兀自摇摇头，觉得有些可笑。看啊，事实上，在大道中的我仍然孑然一身，甚至都无法坐下来仔细地享受一顿晚餐。我只有20岁，我所关心的任何事情都与这条大道无关——我会想的是最近什么电影上映，艺术中心有什么展览，要不要去看艺术节的话剧；我会想，下个学期选什么课，果然还是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作业轻松或拿分容易的；我会想，周末要不要去深圳吃火锅；我会想，我包里的小胶卷相机在哪里冲洗最便宜……而这条大道，它是关于金钱的。即使在我最喜欢的工作领域，它也是关于金钱的，只是关于金钱的。

似乎有些苦涩，皇后大道，就像很多年前那个机关大院，如一座大山一样摆在我面前，向我展示着一个高大却不属于我的世界。我不愿意去想“社会阶层”这个冰冷无情的词语，但是有人出生后就拥有一张家属证，有人在进入大院时只能被拦住；有人在大道中的午餐是近百元的健康沙律，也有些人的慰藉，是小巷里的一碗鸳鸯河。

人人都在追逐，我也似是而非地跟着追逐，追到了，却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更可怕的是，在追逐的过程中，变成自己不喜欢、不想成为的那种人，渴望去改变，却很怕掉落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里，无法挣脱出来。

暑假的最后一天，我离开了大道中。

回来的路上，去买了东西，转车时似乎是在错误的车站等车，各种车辆没有间歇地一辆一辆驶过去，大巴，小巴，停了又走，留下一团又一团热烘烘的尾气。等了好一会，要坐的那辆小巴终于来了，凑上去，司机却隔着玻璃对我不停地左右摆手，意思让我不要上车。他的手摆得很夸张，由于隔着玻璃无法跟我说话，所以故意要把手势做得幅度大一些，好让我看见。于是我退回来几步，司机立刻不再理我，扭过头去。小巴“嗖”地一下就开走了。

两年前，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一志愿落榜，确定要去香港读大学。办签证，要求交一张十二万港币存款证明。当时家里对此事毫无准备，甚至向亲戚借了些钱。那天我和妈妈走去离家最近的那间银行，偏偏那天人很多，四个窗口又只开了两个。我们惴惴不安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填写表格的时候，我坐着，妈妈站在一旁看着。姓名，身份证号，开户类型……填好了，从包里拿出现金，红色的百元纸币，一叠接着一叠，从玻璃隔挡下方的小口塞进去。我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那么多钱，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填表，在冷气充足的银行里却还是流下了汗。妈妈看见了，说，你看你，都出汗了，快擦擦。

我在原地怔了一会。突然觉得那段沉默夸张的摆手，是一个巨大的生活隐喻。高中时早恋，被教导主任整得半死，高考也没有考好；毕业后期盼着大学开拓眼界、接受良好教育，却发现高昂学费背后只是老师与学生的糊弄，周围人一心在揾工，好像知识同他们没什么关联；我也试着找一份最喜欢的领域里的工作，但每天忙不过来的都是琐碎到极致的小事。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踏进了“外面的世界”，尽管我总想着，还是小心翼翼地住在象牙塔里吧，但不知不觉，就这样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好像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推手。

深呼吸之后，还是重新振作了起来。我感激大道中的一切，但现在，打开手机上的地图，我要寻找回去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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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眼”这个名字的来历，是某天台风来的时候，突然想到在高中地理课上老师讲过台风的形成原理。台风所及之处狂风暴雨，这都是台风的那一圈漩涡造成的。而台风的最中心，也就是台风眼里面，其实是完全的平静。

——写于2013年9月

香港的夏天特别长。买一次柠檬茶，就会不停地一打一打再买再买。失眠。想喝柠檬茶。掀开被子，起床，打开冰箱，把最后一盒柠檬茶喝掉了。

一直以来无非是像玩养成游戏一样生活的，过程是重复千百遍的枯燥乏味，之所以乐在其中，无非是因为对那些大大小小特殊事件的期待吧。咬着柠檬茶的吸管，我在心里细数着可期待的事情，却发现所剩无几。要么是太遥远了够不着，比如结婚；要么是太小了可以忽略不计，比如下周完结的电视剧。

醒来之后发现，凌晨的那份冷清依旧停留在身上。所以决定晚上还是去找雨森。黑暗里，两个人都做到大汗淋漓，完事之后像是默契一般地一人转向床的一侧，喘着气，休息。

他突然握住了我的手。

“以后你找了男朋友，会想我么？”

“活不好的话，会吧。”

偷偷扭过头去看他，黑暗中亮着的手机屏幕上，聊天框里是一个陌生女孩子的头像。

因为预见到了会常常过去睡，床单和被罩是我亲自挑了送给他的，很柔软的棉质，比我自己盖的都要舒服多了。因此在他的床上我总是很快就睡着，醒来时总是接近中午。

天已大亮，看了下手机上的时间，想起还约了如月吃饭，匆忙起身洗漱然后出了门，雨森还没有醒。到那家韩国餐厅时，如月已经在门口等我了。只要她回到香港，就一定会来见我。距离上一次，已经快一年了。

刚端上来的拌饭，石头锅还热着，发出极细微的“咝咝”声。

“新家怎么样？”我一边说着，拿起勺子，戳破半熟的鸡蛋，液状的蛋黄顺着胡萝卜丝边缘缓慢地流下去。

“嗯……其实是搬去和那位老师住了。”

“啊，你们和好了？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上个月。兜兜转转的，还是回去了。”

我想从她的脸上读出她一年的变化。

“可你父母那边怎么交代？阿姨之前不是还特地飞过去……”

“你也知道，他到了这个年纪很着急成家的，但是我已经说清楚没有结婚的可能了，只是离不开对方，就又回到一起了。以后的事情，没什么打算。暂时先瞒着家里吧。走一步算一步，差不多这样。”

见她欲言又止，我也不忍心再问下去。第一次听到她说同那位长她二十岁的“老师”在一起，还是两年之前。虽然吃惊，但并没多说什么。那时的她看起来气色很好，整个人都在发光一样。我想，她是真的幸福吧，幸福就好了。

“你呢？没有再想着他了吧。”

一直没有停下慢慢在拌着饭的双手，都有些酸了。于是把餐具放下，想休息一下。

说来也奇怪，自从哭过那几天之后，也就没有再哭过，也没感到绝望过。

话是这么说，只要四周环顾一下，就都是他的影子。我会想起某年某月某天跟他在这里吃过饭，谈论着我们第二天去海边的计划。回想起他当晚送我回家，临走前紧紧地拥抱一下。看到我们深夜坐着吹风的码头长椅，那天的月光那么亮。到处都是影子。我知道自己大概只是进入了失恋的算法，还没有走到出口而已。

我的眼神大概很哀怨，她一定是看出来了。她也一定知道安慰的话都无济于事，就像我也不想去安慰她一样。

渐渐要凉下去的拌饭，已经被搅得面目全非了。吃下去一口，发现自己放了太多辣酱。

“嗯，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现在的日子，也不赖嘛。”我朝她一笑，继续低头吃饭。

“是啊，我家那位啊，每天24小时放着电台广播，他别提多喜欢那个台了，我也受影响了。你有空也可以听听，谈天节目，有时也讨论时政，并不是很严肃。”

“哦，好啊，我回去找找。”这么说着，知道自己回去一定是不会找的。

沉默。

手机一震，是雨森。他醒了，发来短信：“今晚还过来吧？”

“慢慢的都会好的。”她吃了一大口拌饭，“真好吃啊。”

看着如月全情投入地吃着，不知怎么我为她开心。我们都变了。但我想我大概可以理解她现在的平静。

“只是觉得，现在的日子，真的有些太平衡了吧，平衡到几乎冷淡了。这样，倒也不算坏吧。”说着，思绪延伸了下去——做一个没有情绪的人，一个没有情绪的人，没有情绪的人……心中却隐隐地觉得有些不对劲。拿着勺子的手也放了下来。

她抬起头看着我，被我认真的样子吓到了。

我开口想说话，但是停顿了一下，没有说出口。

但我还是努力地，说了出来：“你真的，真的值得得到幸福，不管是谁都好，你一定要幸福。”

这话太酸了。但看到如月的眼睛里闪着的泪光，我想，真好，我说出来了。

我自己要怎样才能幸福呢？我也不知道。第二天，她办好手续飞走了。不知道下一次见面又是什么时候，那时的我们又是什么样子。紧接着，台风来了。

有那么一些早上，意识逐渐打破梦境，睁开眼睛的前一秒，我会猛然意识到：这是别人的床。然后会突然不想醒来，想到要走回自己家时头顶上刺眼的太阳，我就只想回到梦里。

今天，大风打上窗户，把我吵醒了，我下意识地想裹好被子，然后这个念头又一闪而过：这是别人的床。

我想起上一次台风时，还和那个他在一起。我们一起打着伞出去吃饭，去超市买东西，我穿着拖鞋就出门了，泥点子溅得腿上到处都是，他蹲下来用纸巾帮我擦。

马上我让自己不要去想。

生活已没有期待了。当发现喜欢怀念这个动作本身，比喜欢所怀念的人和事更多的时候，反倒庆幸于现在的状态——很平衡，没有情绪也是一种情绪，甚至连拥有这样的情绪也很累。就是那种，“也好，就这样吧，我不想再回去了”的感觉。

我起了床，独自去超市买了一打软包装的柠檬茶。已经开始下雨了，没有伞，但还好下得并不大。回来时，雨森刚刚醒来，我把超市的塑料袋放下，躺到他的身边，他抱住了我。

也好，就这样吧，我不想再回去了。

虽然前面也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