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的幽灵

本文的大部分文字写于2017年6月,研究生快毕业的那阵子。那真是情感喷薄的一段时期,因为意识到离开校园后每一个选择可能都会很艰难,为之付出的代价会特别高。前几天看到一个我很尊敬的小姐姐说:“找不到合适的第一份工作根本都没机会担心你所担心的问题,第一份工作又要至少做个两年。职业生涯前几年不能靠年轻的本钱努力跑,再往后连进赛道的资格都没有,新毕业的年轻人早上道了。前几年要是卡死了机会成本太大了。”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只是没能像她如此尖锐准确地描述出来。所以,在踏入这个世界之前,我允许了自己在毕业之际的“情绪放题”,和很多人和事去作情感上的了结。

但后来发现了结不是告别。离开文学院,我身上仍然有文学院的部分在。或许更准确的是,我不想也不允许那部分从自己身上消失。

本文献给2014到2017这三年。题图是2016年10月1日,阳光明媚的文学院。


1

在小虹老师的课上,我认识了J。那是外文系第一次开设纯政治哲学理论的课。J已经硕士毕业,在等待博士入学,是班上的旁听生。在一次讨论中,他大谈阿甘本的思想,一旁读不懂阿甘本而不敢出声的我,心里默默想,“此人要么是在装逼,不然就真的太厉害了”。

那是2014年的尾声,虹师还没有因为人文大楼抗议运动成为文学院全体师生攻击的对象,J也还没有成为我的恋人。对于台北来说,冬天意味着无穷无尽的雨。冬至那一天,虹师讲到这天夜晚最长、白天最短,就是阴阳要开始转变,混沌的能量到了极限。所以要吃红白小汤圆,碗中就是阴阳,就是混沌,致乔伊斯的chaosmos,致内格里和哈特的“帝国”,致阿伦特的space of appearance——混沌里蕴含着新秩序的可能。

湿漉漉的冬天里,下了这堂课,天早就黑了。常常要撑着伞在文学院门口发一会呆,清理一下思绪。雨水打湿了杜鹃,在路灯的映照下楚楚可怜。在这一间百年老建筑破旧的散发着白炽灯光的教室里,有人激烈地讨论着这世上到底有没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没有真理可言,值不值得为真理搏斗。

灯熄人去,我心想,完了,被这样的东西迷住,注定会变成一个无聊、没用,又赚不到钱的人。灵魂里的一部分将永远绕着那盏灯,绕着这座建筑,变成一只文学院的幽灵。

2

一年后的冬天,在和J相熟后,他常会问我的问题是,“对你来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总是打趣地说,“人生哪有什么意义,就是虚无啊。”要么就是回答他,“赚好多好多钱,然后去念五个博士。”他总是摇摇头告诉我,“要找到自己的意义”,而我总是不屑一顾地抬头看看他。

J的硕士毕业论文在删减之后还有一百多页长,写的是Stoner这本小说,以及里面后现代时代的存在主义伦理。他说,看过这本小说,我就会知道人生的意义。

那个冬天,台北迎来了几十年来的第一场雪。J的家住阳明山上,晚上就有颗粒状的雨夹雪,第二天一早,到处都白了。早上7点,收到他的短信,问我要不要上山。睡眼朦胧中立刻爬起来,带上以往在北方才用得上的装备,雪地靴、羽绒服、手套,擦擦窗户上的一层白汽,出门了。

他好像一直很想让我上山,但总出于天气差、路途远或是太忙了而没有去。后来就说,等夏天再去。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大概等不到夏天。

那一天很多台北人都兴奋地跑去阳明山看雪。随着海拔升高,渐渐可以看到飘雪,车上的人都努力抹去窗户上的雾气往外看。到了阳明山才发现,雪比想象中大多了。

我们在大雪中走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成了雪人。阳明山上很多截然不同的景色,先是穿过一片竹林小道,又来到高耸的针叶林,天空都被遮住看不见。又走过平坦开阔的田间步道,夏天著名的景点海芋田盆地,已经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最后我们在一个建筑很像树屋的房子里吃饭。桌旁是暖炉,前面是落地窗开阔的树林雪景。红烧茄子,梅菜扣肉,豆腐煲,每一样都很好吃。店里还有两条温顺的大狗,也卧在暖炉旁烤火。屋子外面的小露台有秋千,上面也积了雪,主人都说,这是第一次看到雪。

屋檐上结了一道道的冰柱,让我想起小时候。我给他讲了在北方的事,不知何故,童年的记忆会在某些时刻变得特别清晰,思绪也变得如明镜一般,敞亮,剔透,冷静。

天黑时我一个人坐公交车下山,看雪的人依次回家,排起了漫长的队伍。我在人群中攥着手机读他的论文。后来的很多个夜晚,深夜里失眠的时候,也打开iPad,读一读他的论文。

后来到了春天,我和J阅读德勒兹关于时间和电影的理论,一起去图书馆借DVD来看里面提到的小津安二郎的《晚春》。从图书馆出来,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小心地把粥里那颗半熟的蛋黄捞出来放进他的碗里,咬一口,有流心。

珍贵,轻盈,小心翼翼地交换着各自最珍贵的东西。仿佛在这段像雾一般的感情中体会到德勒兹所说的“becoming”,一种不断流动的状态。《晚春》的最后,那个定格在花瓶的镜头,就是德勒兹所说的“纯粹的时间”——没有人,也没有镜头运动,却仿佛在那一个凝结了所有情感和生命,变成时间的结晶。

回想起来,仿佛也有很多时间的结晶,而我们果真没能撑到夏天。

3

到了第三年,系上相熟的同仁彼此开始见不到面,蜗居在各自的小黑屋里写毕业论文。确认彼此存活状态的方式,变成在系上的邮件通知中,收取每个人答辩日期,去现场为他应援。

T是同级生里水平不一般,为人又成熟随和的一个,后者在文学院这栋建筑里尤为可贵。他在做以“栖居”为题的电影研究,灵感来自于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用新物质主义和巴赞的电影理论来分析台湾电影。

我偷偷溜进他的开题答辩现场,口试委员之一D教授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本三块砖头那么厚的《存在与时间》,翻开念了起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X章第X节第X行写道,栖居,是指……与你想表达的概念完全相反。”海德格尔所谓的栖居,更像是人纯粹地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不在意周围的物质环境。而他的论文恰恰是电影中台湾在地环境与物件的研究。

他的指导教授就温和许多,但说着说着,问道:“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你7月一定要毕业(因他已经交了定金要去美国留学),最终答辩就在不到2个月以后,能告诉我你怎样在短时间内阅读大量海德格尔、巴赞并写完论文吗?”

光是这几个问题,就足以让旁听的我吓傻了。然而T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一一回应着。让我想到当初自己的开题口试中,导师提出我的某个概念用错了,惊慌失措就全写了在脸上,回答更是语无伦次。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啊!”我不禁想。时常走出家门,走出研究室,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大家过得都不怎么样,但硬撑和硬撑也可以很不一样。

2个月后,迎来了T的最终答辩。上次还捧着海德格尔的教授D,这次则晃了晃刚拿到手的结婚证书,在喜悦心情里决定当个good cop。他的新娘是和我们年纪一样的外文系毕业生,比他小20岁,在课堂上是他的迷妹。大学毕业后向他表白然后交往,去年订了婚。听闻这件事后我没有再听到good cop和bad cop的任何审讯,闭上眼睛想象了另一个画面。不敢想。

傍晚,T顺利通过答辩,我们即将毕业的几人一起去喝咖啡,聊着外文系的这三年、四年——过眼云烟的crush,流水的男朋友与“男朋友”,铁打的反倒是我们那太易碎、太畸形的理想。一直聊到了天黑。感谢这个小岛的咖啡馆文化,这一年开始喝一点咖啡,这次喝的是南投产的咖啡豆的中深度烘焙。有十分钟我抽离了对话,借了T的论文来读,那些文字和咖啡香混在一起,像迷蒙的梦一样。

我想起读J的论文和Stoner的那些夜晚,以及读导师的文章的那些夜晚。Stoner的一生和“成功”二字沾不上边。文学和理论的书写孤独到只能和极少数人对话,时间投进漆黑的无底洞,世界很多个这样黑暗的角落里,理智与直觉在痛苦地周旋。而这样的十分钟,以及那些深夜的很多个十分钟,我终于会感激自己押上的青春不是白费,而是换来了一种奢侈的语言——“as if their love and learning were one process.”

我又想到那个嫁给老师的学生,她是怎样面对与恋人之间横亘的intellectual gap恐惧的?怎样面对想追上他、永远想要了解他却不得解的恐惧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

4

毕业后准备离开校园的几天,一位导师请我吃饭。她是我的论文导师十几年前的学生,也曾经像我一样仰望着他。

饭后去研究室拿东西,遇到了J。之前偶尔会在一些学术场合难以避免地碰到,他会笑着打招呼,但我每次都尴尬地扭头走掉。但今天我笑着对他说话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用我一贯缓慢的语速,告诉他论文通过的事,以及我就要离开台湾。心里想的其实是,幸好今天洗了头、戴了隐形眼镜、化了一点点妆,你的声音还是这么温柔,以及,你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我呢?

离开了文学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离开后会好吗?其实我并不知道。奋战论文,幻想毕业时,对离开文学院的渴望有50%来自对逃离宿舍、拥有一间厨房的渴望,50%来自对摆脱论文支配的渴望。我想,有了厨房,才算是拥有体面的生活,体面的生活就是沙拉里特定配比的油醋汁,是希腊酸奶配自己烤制的granola。但当我有了油醋汁,有了granola,“体面生活”大概就又会变成别的东西。比如三年前,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文学。

和J分手后的一阵子,他毫无征兆地发了一条信息给我:Are you leading a meaningful life?

那时我正在读《道士下山》,里面有个小角色段远晨。道士何安下原本以为那人是隐世高人,后来才揭露身份是个特务。段说,有的时候装着装着以为自己真是修行者,甚至是天子,忘了上面还有层层组织。或许他从未认同过自己的选择。段远晨死后,组织来收拾摊子,何安下问被他和高僧感化了的壮汉王大水,你不跟我走么?王大水却留下了,说,缺一个接段远晨班的人,虚无缥缈太久,特务工作“具体生动”,他会感到幸福。何安下与他们道别,背上高僧的尸体上山,觉脚踝力量强劲,心中想,要是我的心也和脚踝一样坚强……

这就是走上不同人生路了。

虚无缥缈的路,具体生动的路,追名逐利的路,磨炼内心的路,都是好路。是对不同人的好,但好都是一样的。“好路”,就是那个J曾经质问我的“人生的意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穷尽一生去做它。

其实我早已选择了一条路。

三年过去,小虹老师由于一直抗议阻挠人文大楼的修建,成为校长、文学院同仁、媒体的千夫所指,文学院挂起了阻挠她抗议的横幅。有的学生特地跑到她的课上,就是为了指着鼻子骂她做得不对。

三年前她在那堂或许影响了我一生的课上说,“当然要谈美学,没有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然要我们人文学科干什么?”但后来老师又说,“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是迁就。”到现在我还不完全懂。

最后快提交论文的时候,我在研究室改到谢辞的一页,写着写着哭了起来。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的人生终极目标是‘做个普通人’,却支持了我做出的每一个偏离正轨的决定。感谢他们容忍我放弃了通往更轻松的人生的道路,容忍我在固执选择的少有人走的路上,走得并不怎么样。”

其实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人们说椰林大道上的那些树,就像这里的人一样,自己高耸、壮观,但留不下半点树荫供人乘凉。简单来说,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仔细看的话,一片片坚硬树叶的间隙之中,总有嫩绿的新叶。特别是暴风雨过后,老树和路灯倒的倒,歪的歪,倒是看起来已经成熟到不会再生长的大王椰子,一两天内就长出了新的叶片。常绿,常新。

很多人走出这里,成了成功的商人、政客。与他们比起来,我仿佛活在暗处,终不见天日。但我和他们又哪里不同呢?文学院的幽灵,也是可以顶住台风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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