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世界的方式

1980年代初期,斯里兰卡因种族冲突陷入内战,交战双方是叛军“猛虎”以及斯里兰卡政府军。猛虎组织手段残暴,被32个国家列为恐怖组织;政府军也大量恐吓、绑架、滥用职权,严重侵犯人权。在国家的伤口中,更残酷的是每个个体需要面对的面对血腥与屠戮、下一秒不知道会在哪里爆炸的炸弹、某天突然失踪的亲人。恶对恶的较量里,人民是真正受难者,生者更需要摸索一种存在方式,如何面对创伤,又如何不被现实击溃?

迈克尔·翁达杰已出版的6部题材迥异的小说。虽然人物散落在不同时空里,却有连贯的精神内核,能代表这种内在延续性的,或许正是“鬼魂”这个词。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鬼魂”姿态:游荡在地域和种族之间,经历着身份认同、记忆与归属感的缺失,对不存在或不被认可的虚无有着出于本性的追寻。“鬼魂”,正代表着创伤后的状态,《英国病人》如此,《安尼尔的鬼魂》也不例外。但读者会喜欢看翁达杰的“鬼魂”书写,其实在于“鬼魂”状态背后重建自我、从虚灵降临为实体的过程。从空中降落到粗粝的土地上,站稳,找到重回世界的方式。

重回世界的鬼魂

女主人公安尼尔出生于斯里兰卡,年轻时便赴欧洲和美国求学,多年后成为了一名法医。内战期间,她以联合国人权调查小组成员身份再次回到斯里兰卡,和当地的同伴塞拉斯一起投入了对一具尸骨的调查,他们给这具尸体起名叫“水手”。“水手”的过去,也是缠绕着安尼尔的“鬼魂”。作为诗人,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翁达杰不会正面去谈何为对错、何为正义,以及这桩神秘死亡背后所应有的揭示。甚至这也不是安尼尔和塞拉斯会思考的,他们只会感知来自周遭和记忆深处的恐惧和痛苦,以自己的方式同他们的“鬼魂”搏斗。

“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可以像阅读一本深奥的历史小说般解读一桶土壤。”这是安尼尔认识并与世界建立连接的方式。她从学医期间就意识到,每个人的过去、甚至基因,已经影响了他们今后怎样接纳这个世界。背负起自己的“鬼魂”,我们常常无从选择。安尼尔还是学生时,有过一次极其短暂的婚姻,当她发现受到对方斯里兰卡传统家庭观念的禁锢时,果断了结了这段关系。她重新在夜晚的工作台上找到乐趣,找到一条通往世界更坚实的道路,然后得到了机会去美国进行法医学并接触人权工作,并真正意识到,“如今她可以代表科学发言”——一个比“遵守家规的斯里兰卡人”、“妻子”或是“母亲”更坚固的身份认同。

塞拉斯的弟弟、北中省后方医院的医生伽米尼是一个重回世界失败的例子。他的人生始终需要在错位中不断重新寻找出路,成了游荡一世的孤魂。为了快速处理不断涌入的爆炸伤员,病人不再是作为人的存在,而是被医院根据伤情分为十等,变成了彩色的标签。伽米尼开始沉迷速度,好让自己麻木地超负荷工作。他有意地避开了需要和尸体打交道的工作,但不得不面对国际特赦组给他的任务:浏览大量死者照片和报告,提供专业观点。这是他最痛苦的工作,不得不用手遮住照片上被害者的脸才得以继续。他爱上了哥哥的妻子,命运弄人,在她喝碱水——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之后,成了最后陪伴在她身边的人。经历了这些,“他的心已再也无法踏进这个世界。”

翁达杰或许对这个人物太过残忍,他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像玩魔方一样不断拨转着伽米尼时间轴:“一年以后,他将回到科伦坡并遇到他未来的妻子。……那是在另一场化妆舞会上。两人谁都没有乔装,却都隐藏在了彼此的过去中。”最后又写到妻子离他而去,写到他在遮住脸的死亡报告中辨认出了自己的哥哥。他们兄弟童年时学游泳的海滩,成了政治被害者从空中被抛下的地方,尸体在水中顺流而下。小说中好几次对书架上的医学书籍有描写,它们被当作指导手册被忙于处理爆炸伤员的医生和护士翻阅,像暴行中唯一一张可以依靠的正义又冷静的面孔,但那些书籍终究没能抚慰伽米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虽然不一定是能成功重回世界的方式。正如在《英国病人》中,面对同样混乱不堪的世界,护士汉娜的方式是阅读,以及为英国病人朗读,在那栋被炸掉一半的别墅里小图书室里,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往生与解脱之路

作家张怡微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翁达杰《猫桌》的海上旅途作为一种媒介:“正如中国传统中阴阳两界互通要取道桥梁或是鬼门、神仙由天域下凡要乘着风,空间的迁徙流转总要借有一种媒质牵连,如孩童世界与成年世界,母国与他国,旧家庭与新家庭。”如果《猫桌》处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安尼尔的鬼魂》和《英国病人》则是在关照每个人的精神创伤,生者“鬼魂”的入世,以及逝者鬼魂的往生,这个过程同样需要媒介。考古和阅读,是安尼尔和汉娜让“鬼魂”入世的介质。逝者塞拉斯和赛丽莎的鬼魂被生者背负,翁达杰选择了一种往生的仪式。

“点佛眼”这个宗教仪式第一次出现,是在塞拉斯的老师帕利帕纳的描述中。他向安尼尔讲述其庄严:必须在清晨5点佛像开光的时刻;工匠需穿盛装;凡人的眼睛都不能在塑造过程中直视佛的双眼,因此要背对佛像,对着镜子里的佛眼去画。第二次,是在小说接近尾声时,一次真实的仪式描写。工匠安南达在锦缎华服里穿着塞拉斯生前的衬衫,以此祭奠塞拉斯的魂灵。斯里兰卡人视这个过程给佛生命,但人们并未意识到,佛的目光可能是忧伤的。仪式完成时,他以近乎佛的目光“匆匆瞥了一眼尘世”,从一群俯冲的鸟身上感受到他失踪妻子的魂灵——她死前,一定曾像这些鸟一样无畏地穿行在她的高空和惧怕之中。赋予佛像生命,也是安南达自己的解脱,让鬼魂往生。通过仪式这种媒介,生者再次感受到了人世的温度。

翁达杰用诗人的手笔,有心无意地丢下一些记忆碎片,像媒介一样在特定时刻启示着小说里的人。比如安尼尔在伦敦医院实习时第一次学到“Amygdala”这个术语,因为像斯里兰卡语而倍感亲切。教授说术语的意思是“杏仁核”,大脑的一个黑暗区域,储存着每个人关于恐惧的记忆。从此,寻找这个区域成了安尼尔解剖过程中的秘密爱好。关于恐惧,教授告诉安尼尔,“正像梦境,尽管有时候梦境并非幻想的结果,而是来自我们未知的旧习。”

的确,恐惧来自过去,并将在未来的每一秒里像梦境和鬼魂一样缠绕着我们。翁达杰似乎认为,掌管恐惧即掌管万物,恐惧支配着我们做出未来每一个渴求安全感的决定。《安尼尔的鬼魂》就是这样一本讲述每个人如何面对鬼魂的小说,但对每个个体来说,就不知是鬼魂还是灵魂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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