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大部分文字写于2017年6月，研究生快毕业的那阵子。那真是情感喷薄的一段时期，因为意识到离开校园后每一个选择可能都会很艰难，为之付出的代价会特别高。前几天看到一个我很尊敬的小姐姐说：“找不到合适的第一份工作根本都没机会担心你所担心的问题，第一份工作又要至少做个两年。职业生涯前几年不能靠年轻的本钱努力跑，再往后连进赛道的资格都没有，新毕业的年轻人早上道了。前几年要是卡死了机会成本太大了。”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只是没能像她如此尖锐准确地描述出来。所以，在踏入这个世界之前，我允许了自己在毕业之际的“情绪放题”，和很多人和事去作情感上的了结。
但后来发现了结不是告别。离开文学院，我身上仍然有文学院的部分在。或许更准确的是，我不想也不允许那部分从自己身上消失。
本文献给2014到2017这三年。题图是2016年10月1日，阳光明媚的文学院。
1
在小虹老师的课上，我认识了J。那是外文系第一次开设纯政治哲学理论的课。J已经硕士毕业，在等待博士入学，是班上的旁听生。在一次讨论中，他大谈阿甘本的思想，一旁读不懂阿甘本而不敢出声的我，心里默默想，“此人要么是在装逼，不然就真的太厉害了”。
那是2014年的尾声，虹师还没有因为人文大楼抗议运动成为文学院全体师生攻击的对象，J也还没有成为我的恋人。对于台北来说，冬天意味着无穷无尽的雨。冬至那一天，虹师讲到这天夜晚最长、白天最短，就是阴阳要开始转变，混沌的能量到了极限。所以要吃红白小汤圆，碗中就是阴阳，就是混沌，致乔伊斯的chaosmos，致内格里和哈特的“帝国”，致阿伦特的space of appearance——混沌里蕴含着新秩序的可能。
湿漉漉的冬天里，下了这堂课，天早就黑了。常常要撑着伞在文学院门口发一会呆，清理一下思绪。雨水打湿了杜鹃，在路灯的映照下楚楚可怜。在这一间百年老建筑破旧的散发着白炽灯光的教室里，有人激烈地讨论着这世上到底有没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没有真理可言，值不值得为真理搏斗。
灯熄人去，我心想，完了，被这样的东西迷住，注定会变成一个无聊、没用，又赚不到钱的人。灵魂里的一部分将永远绕着那盏灯，绕着这座建筑，变成一只文学院的幽灵。
2
一年后的冬天，在和J相熟后，他常会问我的问题是，“对你来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总是打趣地说，“人生哪有什么意义，就是虚无啊。”要么就是回答他，“赚好多好多钱，然后去念五个博士。”他总是摇摇头告诉我，“要找到自己的意义”，而我总是不屑一顾地抬头看看他。
J的硕士毕业论文在删减之后还有一百多页长，写的是Stoner这本小说，以及里面后现代时代的存在主义伦理。他说，看过这本小说，我就会知道人生的意义。
那个冬天，台北迎来了几十年来的第一场雪。J的家住阳明山上，晚上就有颗粒状的雨夹雪，第二天一早，到处都白了。早上7点，收到他的短信，问我要不要上山。睡眼朦胧中立刻爬起来，带上以往在北方才用得上的装备，雪地靴、羽绒服、手套，擦擦窗户上的一层白汽，出门了。
他好像一直很想让我上山，但总出于天气差、路途远或是太忙了而没有去。后来就说，等夏天再去。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大概等不到夏天。
那一天很多台北人都兴奋地跑去阳明山看雪。随着海拔升高，渐渐可以看到飘雪，车上的人都努力抹去窗户上的雾气往外看。到了阳明山才发现，雪比想象中大多了。
我们在大雪中走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成了雪人。阳明山上很多截然不同的景色，先是穿过一片竹林小道，又来到高耸的针叶林，天空都被遮住看不见。又走过平坦开阔的田间步道，夏天著名的景点海芋田盆地，已经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最后我们在一个建筑很像树屋的房子里吃饭。桌旁是暖炉，前面是落地窗开阔的树林雪景。红烧茄子，梅菜扣肉，豆腐煲，每一样都很好吃。店里还有两条温顺的大狗，也卧在暖炉旁烤火。屋子外面的小露台有秋千，上面也积了雪，主人都说，这是第一次看到雪。
屋檐上结了一道道的冰柱，让我想起小时候。我给他讲了在北方的事，不知何故，童年的记忆会在某些时刻变得特别清晰，思绪也变得如明镜一般，敞亮，剔透，冷静。
天黑时我一个人坐公交车下山，看雪的人依次回家，排起了漫长的队伍。我在人群中攥着手机读他的论文。后来的很多个夜晚，深夜里失眠的时候，也打开iPad，读一读他的论文。
后来到了春天，我和J阅读德勒兹关于时间和电影的理论，一起去图书馆借DVD来看里面提到的小津安二郎的《晚春》。从图书馆出来，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小心地把粥里那颗半熟的蛋黄捞出来放进他的碗里，咬一口，有流心。
珍贵，轻盈，小心翼翼地交换着各自最珍贵的东西。仿佛在这段像雾一般的感情中体会到德勒兹所说的“becoming”，一种不断流动的状态。《晚春》的最后，那个定格在花瓶的镜头，就是德勒兹所说的“纯粹的时间”——没有人，也没有镜头运动，却仿佛在那一个凝结了所有情感和生命，变成时间的结晶。
回想起来，仿佛也有很多时间的结晶，而我们果真没能撑到夏天。
3
到了第三年，系上相熟的同仁彼此开始见不到面，蜗居在各自的小黑屋里写毕业论文。确认彼此存活状态的方式，变成在系上的邮件通知中，收取每个人答辩日期，去现场为他应援。
T是同级生里水平不一般，为人又成熟随和的一个，后者在文学院这栋建筑里尤为可贵。他在做以“栖居”为题的电影研究，灵感来自于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用新物质主义和巴赞的电影理论来分析台湾电影。
我偷偷溜进他的开题答辩现场，口试委员之一D教授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本三块砖头那么厚的《存在与时间》，翻开念了起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X章第X节第X行写道，栖居，是指……与你想表达的概念完全相反。”海德格尔所谓的栖居，更像是人纯粹地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不在意周围的物质环境。而他的论文恰恰是电影中台湾在地环境与物件的研究。
他的指导教授就温和许多，但说着说着，问道：“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你7月一定要毕业（因他已经交了定金要去美国留学），最终答辩就在不到2个月以后，能告诉我你怎样在短时间内阅读大量海德格尔、巴赞并写完论文吗？”
光是这几个问题，就足以让旁听的我吓傻了。然而T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一一回应着。让我想到当初自己的开题口试中，导师提出我的某个概念用错了，惊慌失措就全写了在脸上，回答更是语无伦次。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啊！”我不禁想。时常走出家门，走出研究室，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大家过得都不怎么样，但硬撑和硬撑也可以很不一样。
2个月后，迎来了T的最终答辩。上次还捧着海德格尔的教授D，这次则晃了晃刚拿到手的结婚证书，在喜悦心情里决定当个good cop。他的新娘是和我们年纪一样的外文系毕业生，比他小20岁，在课堂上是他的迷妹。大学毕业后向他表白然后交往，去年订了婚。听闻这件事后我没有再听到good cop和bad cop的任何审讯，闭上眼睛想象了另一个画面。不敢想。
傍晚，T顺利通过答辩，我们即将毕业的几人一起去喝咖啡，聊着外文系的这三年、四年——过眼云烟的crush，流水的男朋友与“男朋友”，铁打的反倒是我们那太易碎、太畸形的理想。一直聊到了天黑。感谢这个小岛的咖啡馆文化，这一年开始喝一点咖啡，这次喝的是南投产的咖啡豆的中深度烘焙。有十分钟我抽离了对话，借了T的论文来读，那些文字和咖啡香混在一起，像迷蒙的梦一样。
我想起读J的论文和Stoner的那些夜晚，以及读导师的文章的那些夜晚。Stoner的一生和“成功”二字沾不上边。文学和理论的书写孤独到只能和极少数人对话，时间投进漆黑的无底洞，世界很多个这样黑暗的角落里，理智与直觉在痛苦地周旋。而这样的十分钟，以及那些深夜的很多个十分钟，我终于会感激自己押上的青春不是白费，而是换来了一种奢侈的语言——“as if their love and learning were one process.”
我又想到那个嫁给老师的学生，她是怎样面对与恋人之间横亘的intellectual gap恐惧的？怎样面对想追上他、永远想要了解他却不得解的恐惧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
4
毕业后准备离开校园的几天，一位导师请我吃饭。她是我的论文导师十几年前的学生，也曾经像我一样仰望着他。
饭后去研究室拿东西，遇到了J。之前偶尔会在一些学术场合难以避免地碰到，他会笑着打招呼，但我每次都尴尬地扭头走掉。但今天我笑着对他说话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用我一贯缓慢的语速，告诉他论文通过的事，以及我就要离开台湾。心里想的其实是，幸好今天洗了头、戴了隐形眼镜、化了一点点妆，你的声音还是这么温柔，以及，你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我呢？
离开了文学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离开后会好吗？其实我并不知道。奋战论文，幻想毕业时，对离开文学院的渴望有50%来自对逃离宿舍、拥有一间厨房的渴望，50%来自对摆脱论文支配的渴望。我想，有了厨房，才算是拥有体面的生活，体面的生活就是沙拉里特定配比的油醋汁，是希腊酸奶配自己烤制的granola。但当我有了油醋汁，有了granola，“体面生活”大概就又会变成别的东西。比如三年前，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文学。
和J分手后的一阵子，他毫无征兆地发了一条信息给我：Are you leading a meaningful life?
那时我正在读《道士下山》，里面有个小角色段远晨。道士何安下原本以为那人是隐世高人，后来才揭露身份是个特务。段说，有的时候装着装着以为自己真是修行者，甚至是天子，忘了上面还有层层组织。或许他从未认同过自己的选择。段远晨死后，组织来收拾摊子，何安下问被他和高僧感化了的壮汉王大水，你不跟我走么？王大水却留下了，说，缺一个接段远晨班的人，虚无缥缈太久，特务工作“具体生动”，他会感到幸福。何安下与他们道别，背上高僧的尸体上山，觉脚踝力量强劲，心中想，要是我的心也和脚踝一样坚强……
这就是走上不同人生路了。
虚无缥缈的路，具体生动的路，追名逐利的路，磨炼内心的路，都是好路。是对不同人的好，但好都是一样的。“好路”，就是那个J曾经质问我的“人生的意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穷尽一生去做它。
其实我早已选择了一条路。
三年过去，小虹老师由于一直抗议阻挠人文大楼的修建，成为校长、文学院同仁、媒体的千夫所指，文学院挂起了阻挠她抗议的横幅。有的学生特地跑到她的课上，就是为了指着鼻子骂她做得不对。
三年前她在那堂或许影响了我一生的课上说，“当然要谈美学，没有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然要我们人文学科干什么？”但后来老师又说，“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是迁就。”到现在我还不完全懂。
最后快提交论文的时候，我在研究室改到谢辞的一页，写着写着哭了起来。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的人生终极目标是‘做个普通人’，却支持了我做出的每一个偏离正轨的决定。感谢他们容忍我放弃了通往更轻松的人生的道路，容忍我在固执选择的少有人走的路上，走得并不怎么样。”
其实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人们说椰林大道上的那些树，就像这里的人一样，自己高耸、壮观，但留不下半点树荫供人乘凉。简单来说，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仔细看的话，一片片坚硬树叶的间隙之中，总有嫩绿的新叶。特别是暴风雨过后，老树和路灯倒的倒，歪的歪，倒是看起来已经成熟到不会再生长的大王椰子，一两天内就长出了新的叶片。常绿，常新。
很多人走出这里，成了成功的商人、政客。与他们比起来，我仿佛活在暗处，终不见天日。但我和他们又哪里不同呢？文学院的幽灵，也是可以顶住台风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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