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私信

虽然偶尔也会收到一些听众邮件,有一些很认真的与陌生人之间的沟通,但最近几天很神奇,收到了意料之外的一些私信,进行了完全没有context的、突如其来的简短对话,来自不同的陌生人:

(每张截图就是全部,并没有聊天的上下文)

这些奇妙的,很久之后再回看会觉得「居然还有这样莫名其妙的网路讯息」(猝不及防的台湾腔)的惊讶片刻,是我最喜欢cyberspace的地方之一。它再次印证「陌生人」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就像另外也很神奇地被两个(经纠正,一个)听众朋友近期与我提起的《记一件无聊的事》这篇文,对于里面提到那个男生来说,我不也是一个「陌生人」吗?

另外补充一个昨天刚刚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实在抱歉其实并没征求使用这张图片的许可)

我的朋友小霍aka碟叔的微博小号,一直用来刷她关注的偶像和参与转发抽奖,没有发过任何文章或者实质内容。即使人们读过碟叔的文章,也不太可能知道这个笔名背后作者的真实身份。而这个「陌生人」不仅发现了她是碟叔,还发现了她从未公开过的小号……

网络也太神奇了吧?

重返世界的方式

1980年代初期,斯里兰卡因种族冲突陷入内战,交战双方是叛军“猛虎”以及斯里兰卡政府军。猛虎组织手段残暴,被32个国家列为恐怖组织;政府军也大量恐吓、绑架、滥用职权,严重侵犯人权。在国家的伤口中,更残酷的是每个个体需要面对的面对血腥与屠戮、下一秒不知道会在哪里爆炸的炸弹、某天突然失踪的亲人。恶对恶的较量里,人民是真正受难者,生者更需要摸索一种存在方式,如何面对创伤,又如何不被现实击溃?

迈克尔·翁达杰已出版的6部题材迥异的小说。虽然人物散落在不同时空里,却有连贯的精神内核,能代表这种内在延续性的,或许正是“鬼魂”这个词。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鬼魂”姿态:游荡在地域和种族之间,经历着身份认同、记忆与归属感的缺失,对不存在或不被认可的虚无有着出于本性的追寻。“鬼魂”,正代表着创伤后的状态,《英国病人》如此,《安尼尔的鬼魂》也不例外。但读者会喜欢看翁达杰的“鬼魂”书写,其实在于“鬼魂”状态背后重建自我、从虚灵降临为实体的过程。从空中降落到粗粝的土地上,站稳,找到重回世界的方式。

重回世界的鬼魂

女主人公安尼尔出生于斯里兰卡,年轻时便赴欧洲和美国求学,多年后成为了一名法医。内战期间,她以联合国人权调查小组成员身份再次回到斯里兰卡,和当地的同伴塞拉斯一起投入了对一具尸骨的调查,他们给这具尸体起名叫“水手”。“水手”的过去,也是缠绕着安尼尔的“鬼魂”。作为诗人,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翁达杰不会正面去谈何为对错、何为正义,以及这桩神秘死亡背后所应有的揭示。甚至这也不是安尼尔和塞拉斯会思考的,他们只会感知来自周遭和记忆深处的恐惧和痛苦,以自己的方式同他们的“鬼魂”搏斗。

“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可以像阅读一本深奥的历史小说般解读一桶土壤。”这是安尼尔认识并与世界建立连接的方式。她从学医期间就意识到,每个人的过去、甚至基因,已经影响了他们今后怎样接纳这个世界。背负起自己的“鬼魂”,我们常常无从选择。安尼尔还是学生时,有过一次极其短暂的婚姻,当她发现受到对方斯里兰卡传统家庭观念的禁锢时,果断了结了这段关系。她重新在夜晚的工作台上找到乐趣,找到一条通往世界更坚实的道路,然后得到了机会去美国进行法医学并接触人权工作,并真正意识到,“如今她可以代表科学发言”——一个比“遵守家规的斯里兰卡人”、“妻子”或是“母亲”更坚固的身份认同。

塞拉斯的弟弟、北中省后方医院的医生伽米尼是一个重回世界失败的例子。他的人生始终需要在错位中不断重新寻找出路,成了游荡一世的孤魂。为了快速处理不断涌入的爆炸伤员,病人不再是作为人的存在,而是被医院根据伤情分为十等,变成了彩色的标签。伽米尼开始沉迷速度,好让自己麻木地超负荷工作。他有意地避开了需要和尸体打交道的工作,但不得不面对国际特赦组给他的任务:浏览大量死者照片和报告,提供专业观点。这是他最痛苦的工作,不得不用手遮住照片上被害者的脸才得以继续。他爱上了哥哥的妻子,命运弄人,在她喝碱水——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之后,成了最后陪伴在她身边的人。经历了这些,“他的心已再也无法踏进这个世界。”

翁达杰或许对这个人物太过残忍,他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像玩魔方一样不断拨转着伽米尼时间轴:“一年以后,他将回到科伦坡并遇到他未来的妻子。……那是在另一场化妆舞会上。两人谁都没有乔装,却都隐藏在了彼此的过去中。”最后又写到妻子离他而去,写到他在遮住脸的死亡报告中辨认出了自己的哥哥。他们兄弟童年时学游泳的海滩,成了政治被害者从空中被抛下的地方,尸体在水中顺流而下。小说中好几次对书架上的医学书籍有描写,它们被当作指导手册被忙于处理爆炸伤员的医生和护士翻阅,像暴行中唯一一张可以依靠的正义又冷静的面孔,但那些书籍终究没能抚慰伽米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虽然不一定是能成功重回世界的方式。正如在《英国病人》中,面对同样混乱不堪的世界,护士汉娜的方式是阅读,以及为英国病人朗读,在那栋被炸掉一半的别墅里小图书室里,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往生与解脱之路

作家张怡微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翁达杰《猫桌》的海上旅途作为一种媒介:“正如中国传统中阴阳两界互通要取道桥梁或是鬼门、神仙由天域下凡要乘着风,空间的迁徙流转总要借有一种媒质牵连,如孩童世界与成年世界,母国与他国,旧家庭与新家庭。”如果《猫桌》处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安尼尔的鬼魂》和《英国病人》则是在关照每个人的精神创伤,生者“鬼魂”的入世,以及逝者鬼魂的往生,这个过程同样需要媒介。考古和阅读,是安尼尔和汉娜让“鬼魂”入世的介质。逝者塞拉斯和赛丽莎的鬼魂被生者背负,翁达杰选择了一种往生的仪式。

“点佛眼”这个宗教仪式第一次出现,是在塞拉斯的老师帕利帕纳的描述中。他向安尼尔讲述其庄严:必须在清晨5点佛像开光的时刻;工匠需穿盛装;凡人的眼睛都不能在塑造过程中直视佛的双眼,因此要背对佛像,对着镜子里的佛眼去画。第二次,是在小说接近尾声时,一次真实的仪式描写。工匠安南达在锦缎华服里穿着塞拉斯生前的衬衫,以此祭奠塞拉斯的魂灵。斯里兰卡人视这个过程给佛生命,但人们并未意识到,佛的目光可能是忧伤的。仪式完成时,他以近乎佛的目光“匆匆瞥了一眼尘世”,从一群俯冲的鸟身上感受到他失踪妻子的魂灵——她死前,一定曾像这些鸟一样无畏地穿行在她的高空和惧怕之中。赋予佛像生命,也是安南达自己的解脱,让鬼魂往生。通过仪式这种媒介,生者再次感受到了人世的温度。

翁达杰用诗人的手笔,有心无意地丢下一些记忆碎片,像媒介一样在特定时刻启示着小说里的人。比如安尼尔在伦敦医院实习时第一次学到“Amygdala”这个术语,因为像斯里兰卡语而倍感亲切。教授说术语的意思是“杏仁核”,大脑的一个黑暗区域,储存着每个人关于恐惧的记忆。从此,寻找这个区域成了安尼尔解剖过程中的秘密爱好。关于恐惧,教授告诉安尼尔,“正像梦境,尽管有时候梦境并非幻想的结果,而是来自我们未知的旧习。”

的确,恐惧来自过去,并将在未来的每一秒里像梦境和鬼魂一样缠绕着我们。翁达杰似乎认为,掌管恐惧即掌管万物,恐惧支配着我们做出未来每一个渴求安全感的决定。《安尼尔的鬼魂》就是这样一本讲述每个人如何面对鬼魂的小说,但对每个个体来说,就不知是鬼魂还是灵魂占了上风。

文学院的幽灵

本文的大部分文字写于2017年6月,研究生快毕业的那阵子。那真是情感喷薄的一段时期,因为意识到离开校园后每一个选择可能都会很艰难,为之付出的代价会特别高。前几天看到一个我很尊敬的小姐姐说:“找不到合适的第一份工作根本都没机会担心你所担心的问题,第一份工作又要至少做个两年。职业生涯前几年不能靠年轻的本钱努力跑,再往后连进赛道的资格都没有,新毕业的年轻人早上道了。前几年要是卡死了机会成本太大了。”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只是没能像她如此尖锐准确地描述出来。所以,在踏入这个世界之前,我允许了自己在毕业之际的“情绪放题”,和很多人和事去作情感上的了结。

但后来发现了结不是告别。离开文学院,我身上仍然有文学院的部分在。或许更准确的是,我不想也不允许那部分从自己身上消失。

本文献给2014到2017这三年。题图是2016年10月1日,阳光明媚的文学院。


1

在小虹老师的课上,我认识了J。那是外文系第一次开设纯政治哲学理论的课。J已经硕士毕业,在等待博士入学,是班上的旁听生。在一次讨论中,他大谈阿甘本的思想,一旁读不懂阿甘本而不敢出声的我,心里默默想,“此人要么是在装逼,不然就真的太厉害了”。

那是2014年的尾声,虹师还没有因为人文大楼抗议运动成为文学院全体师生攻击的对象,J也还没有成为我的恋人。对于台北来说,冬天意味着无穷无尽的雨。冬至那一天,虹师讲到这天夜晚最长、白天最短,就是阴阳要开始转变,混沌的能量到了极限。所以要吃红白小汤圆,碗中就是阴阳,就是混沌,致乔伊斯的chaosmos,致内格里和哈特的“帝国”,致阿伦特的space of appearance——混沌里蕴含着新秩序的可能。

湿漉漉的冬天里,下了这堂课,天早就黑了。常常要撑着伞在文学院门口发一会呆,清理一下思绪。雨水打湿了杜鹃,在路灯的映照下楚楚可怜。在这一间百年老建筑破旧的散发着白炽灯光的教室里,有人激烈地讨论着这世上到底有没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没有真理可言,值不值得为真理搏斗。

灯熄人去,我心想,完了,被这样的东西迷住,注定会变成一个无聊、没用,又赚不到钱的人。灵魂里的一部分将永远绕着那盏灯,绕着这座建筑,变成一只文学院的幽灵。

2

一年后的冬天,在和J相熟后,他常会问我的问题是,“对你来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总是打趣地说,“人生哪有什么意义,就是虚无啊。”要么就是回答他,“赚好多好多钱,然后去念五个博士。”他总是摇摇头告诉我,“要找到自己的意义”,而我总是不屑一顾地抬头看看他。

J的硕士毕业论文在删减之后还有一百多页长,写的是Stoner这本小说,以及里面后现代时代的存在主义伦理。他说,看过这本小说,我就会知道人生的意义。

那个冬天,台北迎来了几十年来的第一场雪。J的家住阳明山上,晚上就有颗粒状的雨夹雪,第二天一早,到处都白了。早上7点,收到他的短信,问我要不要上山。睡眼朦胧中立刻爬起来,带上以往在北方才用得上的装备,雪地靴、羽绒服、手套,擦擦窗户上的一层白汽,出门了。

他好像一直很想让我上山,但总出于天气差、路途远或是太忙了而没有去。后来就说,等夏天再去。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大概等不到夏天。

那一天很多台北人都兴奋地跑去阳明山看雪。随着海拔升高,渐渐可以看到飘雪,车上的人都努力抹去窗户上的雾气往外看。到了阳明山才发现,雪比想象中大多了。

我们在大雪中走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成了雪人。阳明山上很多截然不同的景色,先是穿过一片竹林小道,又来到高耸的针叶林,天空都被遮住看不见。又走过平坦开阔的田间步道,夏天著名的景点海芋田盆地,已经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最后我们在一个建筑很像树屋的房子里吃饭。桌旁是暖炉,前面是落地窗开阔的树林雪景。红烧茄子,梅菜扣肉,豆腐煲,每一样都很好吃。店里还有两条温顺的大狗,也卧在暖炉旁烤火。屋子外面的小露台有秋千,上面也积了雪,主人都说,这是第一次看到雪。

屋檐上结了一道道的冰柱,让我想起小时候。我给他讲了在北方的事,不知何故,童年的记忆会在某些时刻变得特别清晰,思绪也变得如明镜一般,敞亮,剔透,冷静。

天黑时我一个人坐公交车下山,看雪的人依次回家,排起了漫长的队伍。我在人群中攥着手机读他的论文。后来的很多个夜晚,深夜里失眠的时候,也打开iPad,读一读他的论文。

后来到了春天,我和J阅读德勒兹关于时间和电影的理论,一起去图书馆借DVD来看里面提到的小津安二郎的《晚春》。从图书馆出来,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小心地把粥里那颗半熟的蛋黄捞出来放进他的碗里,咬一口,有流心。

珍贵,轻盈,小心翼翼地交换着各自最珍贵的东西。仿佛在这段像雾一般的感情中体会到德勒兹所说的“becoming”,一种不断流动的状态。《晚春》的最后,那个定格在花瓶的镜头,就是德勒兹所说的“纯粹的时间”——没有人,也没有镜头运动,却仿佛在那一个凝结了所有情感和生命,变成时间的结晶。

回想起来,仿佛也有很多时间的结晶,而我们果真没能撑到夏天。

3

到了第三年,系上相熟的同仁彼此开始见不到面,蜗居在各自的小黑屋里写毕业论文。确认彼此存活状态的方式,变成在系上的邮件通知中,收取每个人答辩日期,去现场为他应援。

T是同级生里水平不一般,为人又成熟随和的一个,后者在文学院这栋建筑里尤为可贵。他在做以“栖居”为题的电影研究,灵感来自于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用新物质主义和巴赞的电影理论来分析台湾电影。

我偷偷溜进他的开题答辩现场,口试委员之一D教授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本三块砖头那么厚的《存在与时间》,翻开念了起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X章第X节第X行写道,栖居,是指……与你想表达的概念完全相反。”海德格尔所谓的栖居,更像是人纯粹地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不在意周围的物质环境。而他的论文恰恰是电影中台湾在地环境与物件的研究。

他的指导教授就温和许多,但说着说着,问道:“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你7月一定要毕业(因他已经交了定金要去美国留学),最终答辩就在不到2个月以后,能告诉我你怎样在短时间内阅读大量海德格尔、巴赞并写完论文吗?”

光是这几个问题,就足以让旁听的我吓傻了。然而T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一一回应着。让我想到当初自己的开题口试中,导师提出我的某个概念用错了,惊慌失措就全写了在脸上,回答更是语无伦次。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啊!”我不禁想。时常走出家门,走出研究室,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大家过得都不怎么样,但硬撑和硬撑也可以很不一样。

2个月后,迎来了T的最终答辩。上次还捧着海德格尔的教授D,这次则晃了晃刚拿到手的结婚证书,在喜悦心情里决定当个good cop。他的新娘是和我们年纪一样的外文系毕业生,比他小20岁,在课堂上是他的迷妹。大学毕业后向他表白然后交往,去年订了婚。听闻这件事后我没有再听到good cop和bad cop的任何审讯,闭上眼睛想象了另一个画面。不敢想。

傍晚,T顺利通过答辩,我们即将毕业的几人一起去喝咖啡,聊着外文系的这三年、四年——过眼云烟的crush,流水的男朋友与“男朋友”,铁打的反倒是我们那太易碎、太畸形的理想。一直聊到了天黑。感谢这个小岛的咖啡馆文化,这一年开始喝一点咖啡,这次喝的是南投产的咖啡豆的中深度烘焙。有十分钟我抽离了对话,借了T的论文来读,那些文字和咖啡香混在一起,像迷蒙的梦一样。

我想起读J的论文和Stoner的那些夜晚,以及读导师的文章的那些夜晚。Stoner的一生和“成功”二字沾不上边。文学和理论的书写孤独到只能和极少数人对话,时间投进漆黑的无底洞,世界很多个这样黑暗的角落里,理智与直觉在痛苦地周旋。而这样的十分钟,以及那些深夜的很多个十分钟,我终于会感激自己押上的青春不是白费,而是换来了一种奢侈的语言——“as if their love and learning were one process.”

我又想到那个嫁给老师的学生,她是怎样面对与恋人之间横亘的intellectual gap恐惧的?怎样面对想追上他、永远想要了解他却不得解的恐惧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

4

毕业后准备离开校园的几天,一位导师请我吃饭。她是我的论文导师十几年前的学生,也曾经像我一样仰望着他。

饭后去研究室拿东西,遇到了J。之前偶尔会在一些学术场合难以避免地碰到,他会笑着打招呼,但我每次都尴尬地扭头走掉。但今天我笑着对他说话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用我一贯缓慢的语速,告诉他论文通过的事,以及我就要离开台湾。心里想的其实是,幸好今天洗了头、戴了隐形眼镜、化了一点点妆,你的声音还是这么温柔,以及,你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我呢?

离开了文学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离开后会好吗?其实我并不知道。奋战论文,幻想毕业时,对离开文学院的渴望有50%来自对逃离宿舍、拥有一间厨房的渴望,50%来自对摆脱论文支配的渴望。我想,有了厨房,才算是拥有体面的生活,体面的生活就是沙拉里特定配比的油醋汁,是希腊酸奶配自己烤制的granola。但当我有了油醋汁,有了granola,“体面生活”大概就又会变成别的东西。比如三年前,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文学。

和J分手后的一阵子,他毫无征兆地发了一条信息给我:Are you leading a meaningful life?

那时我正在读《道士下山》,里面有个小角色段远晨。道士何安下原本以为那人是隐世高人,后来才揭露身份是个特务。段说,有的时候装着装着以为自己真是修行者,甚至是天子,忘了上面还有层层组织。或许他从未认同过自己的选择。段远晨死后,组织来收拾摊子,何安下问被他和高僧感化了的壮汉王大水,你不跟我走么?王大水却留下了,说,缺一个接段远晨班的人,虚无缥缈太久,特务工作“具体生动”,他会感到幸福。何安下与他们道别,背上高僧的尸体上山,觉脚踝力量强劲,心中想,要是我的心也和脚踝一样坚强……

这就是走上不同人生路了。

虚无缥缈的路,具体生动的路,追名逐利的路,磨炼内心的路,都是好路。是对不同人的好,但好都是一样的。“好路”,就是那个J曾经质问我的“人生的意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穷尽一生去做它。

其实我早已选择了一条路。

三年过去,小虹老师由于一直抗议阻挠人文大楼的修建,成为校长、文学院同仁、媒体的千夫所指,文学院挂起了阻挠她抗议的横幅。有的学生特地跑到她的课上,就是为了指着鼻子骂她做得不对。

三年前她在那堂或许影响了我一生的课上说,“当然要谈美学,没有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然要我们人文学科干什么?”但后来老师又说,“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是迁就。”到现在我还不完全懂。

最后快提交论文的时候,我在研究室改到谢辞的一页,写着写着哭了起来。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的人生终极目标是‘做个普通人’,却支持了我做出的每一个偏离正轨的决定。感谢他们容忍我放弃了通往更轻松的人生的道路,容忍我在固执选择的少有人走的路上,走得并不怎么样。”

其实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人们说椰林大道上的那些树,就像这里的人一样,自己高耸、壮观,但留不下半点树荫供人乘凉。简单来说,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仔细看的话,一片片坚硬树叶的间隙之中,总有嫩绿的新叶。特别是暴风雨过后,老树和路灯倒的倒,歪的歪,倒是看起来已经成熟到不会再生长的大王椰子,一两天内就长出了新的叶片。常绿,常新。

很多人走出这里,成了成功的商人、政客。与他们比起来,我仿佛活在暗处,终不见天日。但我和他们又哪里不同呢?文学院的幽灵,也是可以顶住台风的树。​​​​

一人生活指南

本文写于2016年11、12月的时候,很多是从日记里摘取然后拼凑在一起的文字,亏编辑胡老师居然用了这篇稿子发在《萌芽》上。“一个人生活”逐渐成为稳固的模式,后又变为一种心态,这种状态带给我的远远比想象中多。一年过去再看,仍是如此。

题图为前几天晚上在路上看到的卖气球没怎么卖出去、只好收工的人。


1· 黑色电影

重读周嘉宁的《一个人住第三年》时,是在台湾的第三年——虽然离开家也很多年了,却从未像现在一样确凿地感受到“一个人”。一脚尚未踏入社会,一脚却已脱离校园;没有伴侣,没有工作,只有一个小小的、独居的房间。冬天里,窗外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忍不住想缩成一团藏起来。在这个小房间,体验着比搬家更可怕的、恒常的“待搬家”状态——不会长久住下,书也不敢买,真正的孑然一身。就是世间这样一个小角落,忘记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手机地图上被备注成了“家”。每次查询路线时,只需在出发地或目的地里输入,XXX——家。

研究所的课程都已完成,剩下独立研究和写毕业论文。起初喜欢去系里的研究室,常可遇到同僚,交流并安抚彼此的焦虑情绪,顺便从书架上偷看他们在看的书——正如那句机灵的名言所说,you are what you read。但到后来,还是把自己关在了小房间里。早上六七点,轰隆隆地响起机车的声音,就知道天亮了。晚上六七点,楼下的街道驶过放着《致爱丽丝》旋律的垃圾车,就知道天黑了。学术之路大概就是这样吧,从互通有无,不知不觉走着走着就剩下自己。与世界脱离关系的同时,与另一个世界试图建立联系,像地鼠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挖着它的洞。

有一次去听关于张爱玲的学术研讨会,学到一个词叫noir。当时是在讨论《色·戒》,一个教授说,《色·戒》是一部黑色电影,是noir。什么是noir,就是大家觉得有些电影看过之后,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悲伤,后来法国人就用noir这个词,把这些电影叫作黑色电影。Noir很难定义,只能大概摸索出几个视觉上的特点:画面色调总是暗暗的,雨总是淅淅沥沥、越下越大,人物的脸总是一大半浸没在阴影中,美丽的女性角色总是结局悲惨。走在这动荡的街上的人,大多穿着风衣——那位学者说,为什么是风衣,风衣就是抵抗风雨的衣服,在外漂泊时才穿的。风衣,代表着某种的homeless。当时想,虽然从视觉风格上就可以辨别出黑色电影,但noir的本质,那种“无以名状的悲伤”,我相信是可以辨认的——用一个词来解释,大概就是doomed。命中有劫,却用苦笑平静地接受它,是王佳芝从宝石店里出来望着骚动人群的那一晃神。而我的劫数,或许正是这漫长的一个人的时光。

中学时就在课本上学过,慎独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君子在独处、没有人看到时也要谨慎不苟。没想到成人后,需要开始主动地思考并处理独处。“二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住过很长时间,工作也没有,白天黑夜连成一片,那轻飘混沌的迷幻错乱之感,在记忆里非常深刻,像是后来一切的保障——实在不行就回去。” 刘天昭在《毫无必要的热情》里这样写道。然而慎独的练习,可能有一天发现不是“实在不行就回去”,而只是漫漫长路的开始。即使有一天变得不再是一个人,或许依旧将无法摆脱孤独感。当意识到这也是一种noir式的安排,就无法单纯感到快乐或悲伤,而是要是接受它、经历它、与它相处,有时兴高采烈也必定也有低落之时,闹完别扭还要回来过日子,翻找那些躲起来的欢喜,珍视这逍遥的苦日子。

不能灰心,黑色电影也是很好看的。

2· 人间观察

一个人,想象中会经常外出旅行,无牵无挂,说走就走。而实际却是,别说是旅行,日常也少出门。有过一些日夜颠倒的时期,更与世界脱节。

出门则是人间观察的良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一个人”相遇。

在公车站等车,正在看书,手臂突然被旁边的一个女人抓住,我下意识地挣脱,一细看,原来面前有一只大狗,而她看到狗很害怕又不敢出声,才抓住了自己身边最近的人。那狗虽体型大,但干净、温顺、带着项圈,一看就是被豢养的,很难想象对人造成任何威胁。心里对路人有轻微的不满,觉得就算害怕也未免夸张,给别人造成了麻烦。被我挣脱而说着“不好意思”的她,或许心里也有所不满,稍稍埋怨了是谁家没有用绳拴住的狗擅自来到公交车站。

最近两年学了不少日语,日语中道歉和道谢时常用的表达是“给您添麻烦了”、“受您照顾了”,强调自己给对方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一个人久了,对这负担太过自知,想与外界繁琐的负担划清界限,相应地,也多了一分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自我约束。想到日本电视剧《逃避可耻但有用》里的剧情,一个正直优秀的帅哥解释自己为什么一直单身,说可能是因为自己太自私,不想自己的时间受打扰。学心理学的女主角帮他分析一番,说这是因为潜意识中也不想打扰和伤害到别人所致,是温柔的体现。现实生活中,这或许是矫枉过正的一种,太恪守界线,以至于躲到了界线以外的远方。

那个害怕狗的女人让我隐隐觉得愧疚,为自己第一时间便挣脱了她这个动作。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仿佛就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而我已经习惯了太久矫枉过正。常常对人说着“你忙,不打扰了”、“好的,我自己来就行”的我,表面上是不想打扰别人,也是自私地保护着自己吧?

圣诞节的夜晚,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帮人买东西。到处灯火璀璨,街头表演的音乐,让这东方城市的节日气氛更浓。其实不太明白,在一个连麦当劳肯德基的店面都要定时烧香摆贡品“拜拜”的城市,为什么要过圣诞节。但看到人们脸上映照的璀璨的圣诞树流光,仿佛剥夺过节的权利将是一种罪名。突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传来一个尖利的声音——坐在路边的一个老太,对着路过的每一个人咒骂:“摆什么臭脸!臭脸!”我吓了一跳,躲在一边悄悄看她。明明人们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欢欣,反倒是这老太骂人的姿态很是“臭脸”。人们个个扭头投给她奇怪的目光,“神经病”,大概这样想了半秒,又扭回头,恢复笑脸,脚步迈向下一个百货公司、法式餐厅、火锅店、电影院。

然而奇怪地,我却对老太没有反感,我甚至想,她是不是什么为“一个人”发声的小神仙,下凡来到这里。如果有那么一个神仙国度:享受节日的欢愉面孔是狰狞的臭脸,独酌中呜噜呜噜自言自语的沉吟声是阵阵喜悦的窸窣,等面煮熟时抬起胳膊放在蒸汽中暖手可定义为欢呼手势,失眠是最惬意的休息方式,失恋可授予一枚荣誉勋章,影院、餐厅、公车都提供豪华单丁位,剩下的位置则是普通座……

在带我升向这个国度的电梯里,我这样幻想着。“叮”地一声,住楼下的姑娘到了她的国度,走出电梯厢的瞬间,她头不回地,手伸到身后按了一下电梯门内的关门键,门在她的身子刚刚出去的一刻完美合上了。

咦?那个女孩子或许也是“矫枉过正”一族?

3· 惺惺相惜

飞来台北“但试过散心旅游如何答没有”的旧友C,整个人又失恋,又生病,在他工作的城市还被卷进了棘手的人事问题。台北对他来说是一个孤独岛,而我则是岛主。带他去吃饭,本来想着我就不要问了,说你不要说了也没关系的,但他从头到尾把一切事情都说了,恋爱、工作上都失意,又是换工作换个地方发展的节点,整个人突然没了方向。因为明白那种心情有多糟糕,也明白我所明白的可能只是他所经历的一小部分,感受到他的难过,我也难过得想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当然,即使说了,安慰的话也是没有用的。

两个人在居酒屋喝了一摊又一摊,谈起都很有同感的那出戏《家族的形式》:这世界上每一扇窗背后,都有不同的幸福的形式,一人生活也是其中的一种。而等待着我们的幸福,为什么现在还琢磨不透它的形状呢?戏里的男主角最后说了一句让我瞬时泪奔的告白:“我们都是可以一个人活下去的人,但要不要两个人试试看?”幸福,或许是,至少可以“一个人活下去”?

C来的第二天,我的伞坏了。隔天他送我一把新的——回来拆开看,发现是一把小黄伞。我问:这是《老爸老妈浪漫史》的梗吗,还是他的城市那次事件的标志梗?他说,只是因为这是唯一一个看起来不奇怪的颜色。

C走后的某天,下雨了,我撑着这把伞慢慢地往我的国度里走。可能因为假日的缘故,附近比平时安静了很多。黑夜中,我头顶这片亮黄色,仿佛一个发亮的月亮。于是哼起了《月半小夜曲》,想到歌词里那句“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有谁可以思念呢,远方的人此时此刻又在做着什么呢?此时此刻我在雨里走着,远方也会有人想起我吗?

又想起来和C吃的那顿饭,我说的唯一一句安慰性的话,大概只有,“别担心,因为我们都是‘天地一沙鸥’呀。”而我总是表达不清,无法把后半句想好就说了前半句。在人生这片茫茫大海上,我们终究是要孤独地飞行的。能够一起飞,能够在某个地方停靠,真的是很好的。可是搞不好,孤独地飞,才是人生的常态。也可以乐观点来看,接受它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状态。

可是我只说了“天地一沙鸥”,恐怕是很骇人的一幅图景——像是惊涛骇浪间的海鸥乔纳森。

我真是孤独岛不合格的导游。

4· 孤独岛主

一个人去看了台湾民歌四十年的纪录片《四十年》,在不足5个观众的放映厅里默默流泪。《龙的传人》这首歌的作者侯德健说,他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父母是大陆人,他生长在台湾,因为一次意外到大陆被有心者举报,便再也回不去台湾,结果后来大陆也驱逐他。“你来自哪里”对他来说是困难的提问。现在他住在北京,因为太太是北京人,就只说自己是“北京女婿”。

虽不曾有过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但那种彼此互为过客的感受,或许我也有过——与自己所处之地,与所相处之人,还没来得及深深地问候就要道别,惺惺相惜似乎也是刹那间。

后来C在新的城市租了房子,费了好一番心血和金钱装饰家里,总算有了舒适的栖身之所。找了新工作,一切都算稳定下来。这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但仔细想来,也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已。他寄来孤独岛一张卡片,没有图案,是印章印上去的日语的“谢谢”。

我决定试着和喜欢的男孩子告白。因为知道不会有结果,更像是说给他开心一样,紧接着发送一条信息:“不用回应我”(的感情)。结果对方真的没有回应,从此再也没了消息,也没有删除我的联络方式。甚至没有一句“谢谢”、“对不起”,或者哪怕是“哦”。

过去在感情里的主动反被说是“自私”,小心翼翼地转变着方式。想了一想,还是想当个好人,待人接物有礼貌甚至利他主义,欠的人情要还,余下的温柔播撒向世界,剩下的时间再去完成自己喜欢做的事。这其实也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利己主义。满足于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病急乱投医,更专注地做自己。我依旧不知道明天会去哪里,羡慕别人知道自己会一直在哪里。大概还会输很多次,但希望我能遇上另一个好人。

回归了明信片这种简朴而笨拙地表达,给从旧时光里就深深爱着却明明平时都不怎么联络的好友寄了过去,就像一个国度给另一个国度抛去了建交的橄榄枝,一座孤岛与另一座孤岛之间搭起了一年一班的纸飞机航线。想告诉他们,过客总是会彼此路过,而他们是我抬头仰望的那轮明月。

世界上有许多像我一样的沙鸥,我们散落在分隔的大陆上,闪烁着微弱的信号灯。《海鸥乔纳森》的开头,也仿佛是结尾似的:“清晨,平静的海面上,道道波纹里,闪耀着一轮初生太阳的金色光芒。”这是我一人生活的不知第几年,也像是一人生活的第一天,并无区别。

大道中

这篇文章写于2012年底,写的是来自工人阶层家庭的20岁的我,到了皇后大道的迷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酸文。今天会突然挖出这篇旧文,是因为看到余光中先生去世的消息。

2013年我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办的一个大学生文学奖,投了这篇文章。散文组的评审是余光中先生。后来文章得了亚军,余光中亲自到香港颁奖。之后文章的节选发表在《明报》副刊,也是他写的评语。得冠军的是一位台湾同学,写的是她作为一个台湾人在大陆上学的各种新奇经历。不知是巧合,还是余光中对两岸三地的碰撞特别有关怀。

再次翻开这篇文章时,感到实在太过稚嫩,文笔和心境都是,不知当时怎么得的奖,别笑话我。神奇的是,那个很小咖的文学奖,请到了很大咖的作家,比如小说组的评审是王安忆、陈冠中和骆以军。所有评审都出席了文学奖的活动、典礼,大家还一起吃晚宴。那一届获奖者的关系也很好,都有保持联络。之后我去了台大,得以和好几位当时的获奖者重聚。

做了一些删改后,把这篇文章发出来,是以纪念吧。我还记得,文学奖的晚宴是在中环雪厂街,不知是不是为了拜会余光中,那天北岛也来了。吃完走下来不远,就又走回了皇后大道中,那时已经是冬天了,感慨万千。

也是那年,我在上司的家里当家教,往返半山富人区和红磡学生宿舍的路上,总是沉浸在和文章一样的心境里。题图就是路上拍下的中环的木棉花。为了找出这些照片,翻到了instagram的最底部,看来随手的记录依然是有用的。

那个十字路口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称得上“国际大都市”的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条或几条大道。第五大道、香榭丽舍、华尔街……大道上的人们,总是踏着匆忙但不紊乱的脚步,一身光鲜地任由他人猜测,他们和五光十色的橱窗一并构成大道上最瞩目的风景。

大道上还会有一个或巨大或著名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一个人会感到被淹没、随波逐流、麻木无感,又或是不耐烦,或是自信地迈向他的方向……这个十字路口聚集着很多个“一个人”,成为一群人,一群属于大道的人,一群构成大道的人。

而我呢,穿过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只觉天旋地转,不敢想自己身上是否也沾染了大道光鲜的片羽。

大二升大三那年,在香港找到一份文学领域的实习工作,公司位于皇后大道中一栋陈旧的商业楼,是一间三十多平米的工作室。大道历史悠久,又很长,歌里唱,“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即使没听说过这附近的银行总部、金融中心、律所,狂热的购物爱好者们对密集的奢侈品店也很难不会有所耳闻。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大道中,但我从未如此认真审视过这条大道,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是五光十色的商店街,从这一天起,我也是大道的一部分。我想,作为这样一条大道,她一定是多样的,是国际的。我不是谁,不带有任何标签,我拒绝被同化。我无比确信,自己终将成为这多样中的一部分。

一百辆大巴会有一百种通往大道中的方式。不出半个月,就迅速地培养了这种能力,不管巴士停在皇后大道周围的哪一个角落,我都可以用半秒就规划好将要走的路线,用和大道上大部分“精英”一样的步伐穿过各式大厦与橱窗,穿过十字路口,仿佛走在大道上、属于大道,本身就是一种自信。

工作中能接触到不少作家、出版社、媒体以及教授,起初觉得新鲜,这是曾经的我没有可能接触到的圈子。小公司还有一个和我一样在实习的大学生,在仅是凭气势便让我们心惊的大道中,我们两个小人物迅速成为了朋友。她比我到公司早,也比我熟悉一些。这天,她带我去吃午餐,从大道拐进一条小巷,有一间不起眼的粉面铺,正是吃午饭的高峰时段,门口排着大长队,一看都是附近工作的人。我一看这长龙有些退却,问她:“这么多人,不如换一家吧?”她连忙摇摇头,“仲未到。”原来这个小楼还可以再上一层,是粉面铺的内部分店,人少些,还比地铺便宜几块钱。我们走进又暗又潮的楼梯间,上了一层楼,来到隐藏在小楼里的粉面铺。里面也是一样热闹,比起阴暗的楼梯间,显得干净明亮多了,而且多了几分蒸腾和拥挤。

招牌是鸳鸯河,这名字倒是十分优雅,但我并不明白它是什么。原来,这是一碗清汤河粉,汤里有鱼肉春卷、牛肉丸和墨鱼丸各两只。我看着香港朋友娴熟地端着放有鸳鸯河的托盘,先来到放调味料的小桌子上,拿了三只小碟,一碟盛辣酱,一碟盛醋,一碟盛鱼露,又拿了一小袋分装好的刚好够一次食量的腌菜。然后朋友带我坐下,教我加入各种调味料,腌菜则一边吃一边一点一点加进去。本是一碗清汤河粉,如此变得有滋有味。

然而那位实习生很快就离开了。她来自全港最好的大学,只是为了简历上多一条实习经历才来。在发现工资几乎没有,公司的名号又不响之后,迅速找了份别的暑期工。

但拜她所赐,拐进小巷子,上一层楼,走进“隐藏”的粉面铺,成了我再熟稔不过的路线。

“鸳鸯河,唔该。”

“饮咩?”

“唔加饮。喺度食。”

这家鸳鸯河叫“南记”

​然后我就端着那碗鸳鸯河,舀上一小勺辣酱,一定要少,不然会太辣了,然后用鱼露和醋浇在辣酱上冲淡它,再拿上一包腌菜,一点一点加进去。

我时常拖到下午茶时段再吃鸳鸯河,又有价格优惠,又不那么挤,有更多的几率可以独自一人占一张卡座。一边看着窗外的小巷里窜动的人头,一边极其享受地吃完——先吃一条鱼肉春卷,有嚼劲,是最好吃的。然后吃一粒墨鱼丸,又软又弹,口感最好,可惜有些腥味。然后是牛肉丸,有黑椒和咸鲜味,但口感上就生硬。然后等到河粉吃的差不多,其他的丸子也吃完了,才将最后一条鱼肉春卷吃掉,算是好开头与好结尾。每次这样吃完一碗鸳鸯河,都有说不出的满足感,在大道中,无法找到第二种这样便宜又美味且能饱腹的食物了。

大概,生活和旅行的区别并不在于那里是不是旅游胜地,而是在于一个人要在那个地方所做的事情需要重复多少次。即使沿着半山扶梯再走上去一点便是全港著名的国际美食区,本地老字号名铺也不少,由于奢侈品店、历史建筑的集中,大道中也被各种手册收录为必去之处,如今却都被我视而不见。我学会了在大道中省钱,坐地铁有学生优惠,虽然要转线,还要走不少路,但比巴士便宜一半。巴士舒适,不用转车,还可以在车上看书,于是只要坐了巴士,我都奋力地看书,觉得多花的钱也不算太亏。去吃饭前,总用办公室的饮水机把水杯灌满,出去吃饭就喝自己的水,可以省下加饮,等等。

这天我被派去给别的公司送合同,那所公司位于一栋高级且巨大的写字楼里,和一个高级购物广场是一体的。电梯一下就直升三四十层,出入的人都着正装,而我没化妆,头发乱糟糟,还穿着T-shirt。来到对方公司的前台,想到是比我司规模大太多的国际企业,我用英文表达了需要把这份合同递交给谁,但前台的工作人员没有听清,让我再说一遍。是啊,这会说什么英文呢,于是又说了一遍粤语。

回来的路上,坐了叮叮车。在二楼座位,胳膊肘撑着窗户吹风。我很久没有这样仔细欣赏过香港的街道、香港的人了。轩尼诗道的旧建筑、各式繁体字和英文招牌……我还注意到,前面座位上有个穿着旗袍、头发梳成一个发髻的中年女人,望着她的背影,恍惚之间有种七八十年代的气息。

是真的有这一幕,摄于2012年8月

真的好喜欢这种电车,希望这种缓慢的节奏能够延续下去,这种节奏几乎让我忘了自己在高级律所前台出丑。

周五晚上加班后,大道则会显得出奇安静。有天刚好忙得没吃饭,加班后来到一家格外冷清的Subway,买了一份三明治晚餐。一路走到大道上一家银行的门口,这里有一大块显示各种证券指数和广告的LED屏,屏幕前有一块空地,附近有个巴士站,有一些等车的人,我站在这里的话路人会以为我也在等车,就没那么突兀。于是我站定,撕开包装吃了起来。银行大门早已被厚厚的铁栅栏封锁,这块屏幕还在不停地弹出那些指数,散发着绿色的强光,我的脸也被照得绿荧荧。一边大口嚼着三明治,一边看着皇后大道,写字楼早就暗淡下去,各类商铺还亮着灿烂的灯光。

突然觉得大道中好陌生,不知道怎么,脑海中就突然浮现起了小学时的事情。

那时候,在我家的破旧小区旁有一个很大的机关大院,里面有食堂,有时我和妈妈也会一起去那间食堂里吃早饭。但我常常不愿去,因为大院的看门人很严,除了有院内证件的,只放行有食堂饭卡的,而且看门大婶还是会有种“你不是这个院,怎么还进来吃饭”的异样眼光。

这天早上,我走慢了些,和妈妈岔开了一段距离,妈妈拿着饭卡和饭盒大步迈入了机关大院的大门,我却被看门大婶拦住了,大婶说:“小孩来干嘛,快出去。”那凶煞的目光令我害怕极了。我解释道:“前面那是我妈妈啊,我和她一起来吃早饭的。”妈妈一直没有回头,以为我还跟在她后面走,兀自走得越来越远了。我大叫:“妈妈——妈妈——”可是妈妈还是往前走。大婶打断了我:“什么你妈妈,人家是进来吃早饭的,你快走!”还是一副严厉又厌恶的样子。我又奋力地叫妈妈的名字,她却还是在往前走,远到听不见了。最后,我只好饿着肚子去上学。

我一个早上都在为这件事不开心,上了两节课之后,班主任来找我,递给了我一包饼干和一盒酸奶。

“这是你妈妈送到学校来的,她说你没吃早饭。”

我接过来,低头看了看,红色包装的乐之饼干,蓝色小房子的盒装酸奶。我知道妈妈一定是在大院的小超市里买的。每次在大院里和玩伴玩累了,我们都会在那个小超市里买些几毛钱的零食吃,比如5毛钱的条状酸糖,或是“无花果”。看着妈妈给我买的吃的,有些心疼这些零食比食堂的早餐贵了几块,心里还是又酸楚又感动。

我很羡慕机关大院里的孩子,他们有时会说:“我妈妈在国外待过好几年呢!”,或是,“我爸爸德语说的可好了,还被派到德国工作过。” 长大些才知道,那个大院是国际政治研究所的家属院,同学的父母,不乏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但小学的时候,更羡慕的是他们的院子有食堂,有超市,有花园,每次我们都可以在花园里摆一排花盆玩过家家,捉迷藏时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还羡慕他们的脖子上都有一根蓝色尼龙绳,上面挂着一张家属证,看门的大婶见了,从来不会有对我那般凶神恶煞的表情,她总会微笑着问:“上学去呀?”,或是“放学啦?”

大道中夜色正好,马路对面有一幅巨幅时装广告,金发碧眼的超级模特正用挑逗的眼神看着我。放慢了咀嚼三明治的速度,心中有些朦胧的感觉回荡着,觉得这样一下子,真的是好多年,这一切却又过去的这么快,而今眼前的一切都是不同的了。

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去,带着浮光掠影穿过银行总部大楼林立的大道,掠过红棉树稍的火红花朵,穿越欧式教堂的十字架尖顶、高级会所的玻璃窗和植物公园,飞向半山和山顶的富人区。从下至上仰望,绿荫中温暖的灯火星星点点,高高低低的建筑物层次分明,每栋建筑都有她所经历过的历史,每盏灯火背后的人也有他所经历的故事。而我,我也有自己不起眼的故事。

仿佛是混出头了,父母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来香港读书,托我买各种化妆品和电子产品。当他们听说我来大道中工作,以为我是一名准金融精英,觉得我长大了,本事了,是不同层次的人了。我却只能兀自摇摇头,觉得有些可笑。看啊,事实上,在大道中的我仍然孑然一身,甚至都无法坐下来仔细地享受一顿晚餐。我只有20岁,我所关心的任何事情都与这条大道无关——我会想的是最近什么电影上映,艺术中心有什么展览,要不要去看艺术节的话剧;我会想,下个学期选什么课,果然还是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作业轻松或拿分容易的;我会想,周末要不要去深圳吃火锅;我会想,我包里的小胶卷相机在哪里冲洗最便宜……而这条大道,它是关于金钱的。即使在我最喜欢的工作领域,它也是关于金钱的,只是关于金钱的。

似乎有些苦涩,皇后大道,就像很多年前那个机关大院,如一座大山一样摆在我面前,向我展示着一个高大却不属于我的世界。我不愿意去想“社会阶层”这个冰冷无情的词语,但是有人出生后就拥有一张家属证,有人在进入大院时只能被拦住;有人在大道中的午餐是近百元的健康沙律,也有些人的慰藉,是小巷里的一碗鸳鸯河。

人人都在追逐,我也似是而非地跟着追逐,追到了,却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更可怕的是,在追逐的过程中,变成自己不喜欢、不想成为的那种人,渴望去改变,却很怕掉落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里,无法挣脱出来。

暑假的最后一天,我离开了大道中。

回来的路上,去买了东西,转车时似乎是在错误的车站等车,各种车辆没有间歇地一辆一辆驶过去,大巴,小巴,停了又走,留下一团又一团热烘烘的尾气。等了好一会,要坐的那辆小巴终于来了,凑上去,司机却隔着玻璃对我不停地左右摆手,意思让我不要上车。他的手摆得很夸张,由于隔着玻璃无法跟我说话,所以故意要把手势做得幅度大一些,好让我看见。于是我退回来几步,司机立刻不再理我,扭过头去。小巴“嗖”地一下就开走了。

两年前,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一志愿落榜,确定要去香港读大学。办签证,要求交一张十二万港币存款证明。当时家里对此事毫无准备,甚至向亲戚借了些钱。那天我和妈妈走去离家最近的那间银行,偏偏那天人很多,四个窗口又只开了两个。我们惴惴不安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填写表格的时候,我坐着,妈妈站在一旁看着。姓名,身份证号,开户类型……填好了,从包里拿出现金,红色的百元纸币,一叠接着一叠,从玻璃隔挡下方的小口塞进去。我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那么多钱,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填表,在冷气充足的银行里却还是流下了汗。妈妈看见了,说,你看你,都出汗了,快擦擦。

我在原地怔了一会。突然觉得那段沉默夸张的摆手,是一个巨大的生活隐喻。高中时早恋,被教导主任整得半死,高考也没有考好;毕业后期盼着大学开拓眼界、接受良好教育,却发现高昂学费背后只是老师与学生的糊弄,周围人一心在揾工,好像知识同他们没什么关联;我也试着找一份最喜欢的领域里的工作,但每天忙不过来的都是琐碎到极致的小事。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踏进了“外面的世界”,尽管我总想着,还是小心翼翼地住在象牙塔里吧,但不知不觉,就这样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好像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推手。

深呼吸之后,还是重新振作了起来。我感激大道中的一切,但现在,打开手机上的地图,我要寻找回去的路线。


2018年1月,我又一次来到大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