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亡的起点》及其他

在何齐和胡璇艺的力荐下,读了童伟格《消亡的起点:我的创作自述》。这其实是他硕士毕业创作《小事》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对作品的分析和自述。但它显然谈不上有任何接近论文体式的痕迹,哪怕是作为一篇散文来看。但也正是这样的“不合法”,让人没办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出童伟格的创作观是什么,避免了他所讨厌的解释性“自我诠释的第二种话语”——“在解释中,情绪记号会浮现,那会变成悲怆的正面呐喊,我自己看了都尴尬。”

那些从童年到成年,在生命中一闪而过的人物破碎小传,连接起的是一次又一次自我怀疑。这篇自述的诞生就来自自我怀疑。写作,起初是七手八脚搭起虚构的房子,把无处安放的感受放进去。只能让人看到房子,不能直接去解释自己。但是发现,这座房子对更大的现实世界并没有意义。后来的怀疑,是发现诚实的自我省视会把自己压倒,而对于某些主题,又永远无法诚实。

印象很深的是他描述自己,“沙漠植被般的写作经验、麻雀般的脑容量”。前者就足够令人诧异,后者更是在我听完何齐、胡璇艺描述说,“童伟格这个人什么偏门的稀奇古怪的国内国外的书都看过,跟他一讨论,这个也知道,那个也知道”,觉得不可思议。又或是,他写了椰林大道修整椰子树的工人、拖车人、递给他文学奖奖金的工作人员、给他第一份写稿工作的人,种种,在他离开文学院刚开始积累文坛经验时,“会害怕自己不小心成为别人的负担”的心情。以及,曾经不理解前辈小说家的建议,“搞不清楚心情平静跟写小说有什么关系?”,直到袁哲生去往另一个世界时。

跟胡璇艺、何齐聊过以后,更清晰了的一些感受是,我以前得过一些奖,但是这并不和我写得很烂相矛盾,只不过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所以烂都烂到一块去,另一些同龄人干脆没有写而已。因为太烂,所以配不上谈任何“自我的风格”,更没资格去坚持“自我的风格”。在别人批评之前,会因为他们读了我写的东西而感激,特别是那些前辈,比如老师、评委、编辑——他们本可以用这个时间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比如躺在床上休息。而批评就更不用说了,换我来,我还可以比他们骂得更狠十倍,已经给我留足了面子。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曾为论文答辩的不顺利或者任何学术上的无能而真正受伤,与胡璇艺经历的不一样,对一个人学术能力的否定其实并不personal(不是相对于public的personal,而是相对于“对事不对人”的personal),而对创作能力的否定则不是。

童伟格在自述的最后写,“我们只以一己之力,活在群体中,我们在尝试,看我们能够回赠给时代一点什么”。但此时的我,想要挣脱不被自己骂的泥沼就已经手忙脚乱,根本无暇去想自己能给别人甚至时代带去什么。相信强大以及伟大的人当然可以,而我只有亲自蹒跚过路上的每一块砖之后,大概才能像童伟格一样,回到最初的起点,发现一切有所改变——哪怕只是变得模糊不清。

200518

1:

不可理论第31期更新了。但是真的不该再一不小心录到早上7点了……

2:

和杂志编辑老师沟通了一下小说的事。

我觉得时隔几年从不同地方得到完全一样的评价这件事概率还蛮低的,说明一定是人家说的对,也说明这几年自己根本没长进。写得不好,没啥好羞于承认的!认真改改!

3:

想重新开始写类似 thesis log 的东西,买了个本子。(便宜,质感很好,只是我又搞错了A5和B5尺寸,比预想中买大了)

和 thesis log 不同的是,会记录更多作品之间的关联,大概是 network log 吧!

“留下来陪你生活”

昨晚发了一条微博,结果被“Steve史秀雄”(第N次)来评论区莫名其妙杠,被烦到了,只能删掉来自留地再整理发发。(人生格言:烦我者滚)

以下只是我现阶段想法的一些记录,或者说一些想象,没有任何借鉴参考价值,绝不是什么真理,所以不同意也没必要来杠。

说是“想象”,是因为在选择伴侣这件事上,我还没有过稳定到一起生活的亲密关系。

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可能都挺无聊的,至少我自已就是,过着非常无趣的生活,也不会说什么有趣的话。所以我相信和再“有趣”的人在一起,日常生活本身也不会变得多有意思,或者说我自己这么无趣,能吸引到的人也不会多有趣(当然也有两个人极聊得来的,可能好一点,算幸运的吧)。

看了 Flow 这本书,大意是说做喜欢的事时的心流体验是比较深层次的幸福。在心流里是忘我的,连自己都忘了,怎么可能还有别人存在呢,所以深刻的幸福本质上大抵无法分享。那为什么还必须要追求和一个必须有才华的人建立家庭,去作出共同生活的决定呢,他的才华本身又分享不了。我现在的理解,大概追求的是一种对其 capacity 的信念,虽然这个信念对日常没什么实际作用,一点不会让生活变得更轻松、更美好,而是相信——“如果是这个人的话,他一定是足够强大的,那我也要足够强大才行”。但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强,而是心流足够,所以不空虚,够坚定,去做事就好了的意思。

恋爱反倒是随时都可以开始的,长期生活下去的话恐怕要借助更强大的一股力量。而我现在猜测,对我来说的那股力量就是“信念”,而能让我产生信念的只有才华。因为在过去,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works for me…

然后其实大部分时间分别活在各自的心流里就好了。也有两个人才能创造的美妙片刻,但依存于那些片刻去生活,不现实,终究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心流创造幸福感。

另外我觉得,选择伴侣也是一种选择,每个人的选择一定是有意义的,某种程度上定义了你是谁。哪怕是生理学、进化论角度的 defining,那也是代表你的,更不必说智性层面了。选择一个人当伴侣是对那个人最大程度的认可(虽然你不一定能选你最认可的人来当伴侣,这也不现实),而得到来自自己认可的人的认可又很宝贵,所以选择这个 gesture 本身所代表的,其实也是一种力量。

不过其实我也挺相信宿命论、determinism、轮回转世,很可能所谓的主动选择都是幻觉。但一直这样想没办法活下去。既然感受不到 illusion,即使知道 illusion 存在,就当它是真的吧。就像活在Devs 和西部世界的 simulation world 里面一样,既然感受是真的,也暂且当真吧。

以上只是说长期稳定关系。

今天在买菜路上分别听了黄品源和张悬版本的《留下来陪你生活》,这样郑重的心情还是令人感动的。

0324

3月,真实可感的幸福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获得了喜欢的、尊敬的人的认可。天啊,认可这个词的重量真的太重了。然后才发现原来我想要的只是这个而已,缺少自信实质上所缺少的也就是这个而已。突然意识到婚姻,或者说广义上「和人在一起」这件事在我生命中是那么那么的不重要,而敬仰的人的存在是那么重要。就是那个会放在心里,像 Stoner 的情人出版论著扉页上会写 “For W.S.” 那么重要的人。

第二件事是写作时很罕见地体会到了幸福感。我真的无法做到像村上春树、Colm Toibin那样每天起一大早就开始写作,或不需要早起,就只是固定于某一段时间来写,都很难。大概需要憋个几天,似乎在想,又似乎没在想,然后会有个接近「准备好了」的状态,能够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好的时候可能再长一点,能够不停地写。也不需要想很多,细节就自然而然冒出来,也不用斟酌语言,像从不知道哪里背诵出来一样。写赚钱的稿子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写论文的时候当然也没有。写博客的时候也体会不到,写博客的感觉比较像做家务。

我的生活显然需要更多的调整。但最近的一点收获是,调整好了对自己的期望值,以及该期待谁的期待,其他一切都可以不在乎。以及对自己获取幸福感的门槛之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偶尔也会追求像家中这束开得很快很好的牡丹花这种精巧的幸福,但这样的幸福,果然,ultimately,是可有可无、我不需要的。

活着

晚上蹲直播看完了《不知道就好的事》最后一集,在等结局的这一周里,看完了编剧大石静2010年的剧《第二处女》。

10年过去,两部剧依旧有很多一脉相承之处。大石静真心在为真爱应援,而且是那么极致的、理想的、「死ぬほど」的真爱。《第二处女》里是中村想要「死ぬよう」的快乐,《不知道就好的事》里则是真壁对尾高「死ぬほど」的喜欢。但因为是不伦恋,编剧也残忍地从不给真爱里的两人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结局。被现实切得七零八落的未来里,男性总是落魄的一方,反而女性在事业上实现自我、熠熠生辉。那个过早屈从于婚姻、孩子,遇到真爱才发觉自己怎么那么蠢,那么早结婚导致只能走上不伦的人,也总是男方。而且在表达感情的时候,似乎除了「我们结婚吧」,不再有更高的追求。女性则是保持单身,也从来不会把成功上位、进入家庭角色视为目标——她们早于男性太多就意识到,夫妻「役」太流于表面、太没意义了。从这个意义上,大石静或许在描绘日本社会里一种反常识现象——有时男性,哪怕是那些事业成功、有自己坚持的男性,会比女性更需要家庭归宿带来的安全感。

《第二处女》有好几集都反复看了几遍。爱情即便不是美好的、带来幸福的事物,它至少是真实的,能戳破生活中一切的伪装和自欺欺人,只有勇敢之人、诚实之人才能拥有。正是这样的坚强和明亮,让大石静的作品与村山由佳的《双重幻想》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底色——《双重幻想》描绘的是一种以欲望为根基的生存方式,魅力在于这背后的无奈、悲观,细腻难以言说的苦涩。

然而两种底色都很美。得到爱却无法维持,或者得不到爱,都是活着的常态,因此痛苦也是。但人还是要活着。「必要な物がたとえ手に入らなったとしても、私は生きている」,这是我在《第二处女》里最喜欢的一句台词。长谷川博己与铃木京香因为这部剧成为恋人,2018年传出分手,今年又有媒体报道说两人预计于秋季结婚,10年间这两种消息反复多次。但今天沉浸在大石静两部剧的结局里,感到变成什么样或许都不再重要了。

神奇的私信

虽然偶尔也会收到一些听众邮件,有一些很认真的与陌生人之间的沟通,但最近几天很神奇,收到了意料之外的一些私信,进行了完全没有context的、突如其来的简短对话,来自不同的陌生人:

(每张截图就是全部,并没有聊天的上下文)

这些奇妙的,很久之后再回看会觉得「居然还有这样莫名其妙的网路讯息」(猝不及防的台湾腔)的惊讶片刻,是我最喜欢cyberspace的地方之一。它再次印证「陌生人」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就像另外也很神奇地被两个(经纠正,一个)听众朋友近期与我提起的《记一件无聊的事》这篇文,对于里面提到那个男生来说,我不也是一个「陌生人」吗?

另外补充一个昨天刚刚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实在抱歉其实并没征求使用这张图片的许可)

我的朋友小霍aka碟叔的微博小号,一直用来刷她关注的偶像和参与转发抽奖,没有发过任何文章或者实质内容。即使人们读过碟叔的文章,也不太可能知道这个笔名背后作者的真实身份。而这个「陌生人」不仅发现了她是碟叔,还发现了她从未公开过的小号……

网络也太神奇了吧?

重返世界的方式

1980年代初期,斯里兰卡因种族冲突陷入内战,交战双方是叛军“猛虎”以及斯里兰卡政府军。猛虎组织手段残暴,被32个国家列为恐怖组织;政府军也大量恐吓、绑架、滥用职权,严重侵犯人权。在国家的伤口中,更残酷的是每个个体需要面对的面对血腥与屠戮、下一秒不知道会在哪里爆炸的炸弹、某天突然失踪的亲人。恶对恶的较量里,人民是真正受难者,生者更需要摸索一种存在方式,如何面对创伤,又如何不被现实击溃?

迈克尔·翁达杰已出版的6部题材迥异的小说。虽然人物散落在不同时空里,却有连贯的精神内核,能代表这种内在延续性的,或许正是“鬼魂”这个词。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鬼魂”姿态:游荡在地域和种族之间,经历着身份认同、记忆与归属感的缺失,对不存在或不被认可的虚无有着出于本性的追寻。“鬼魂”,正代表着创伤后的状态,《英国病人》如此,《安尼尔的鬼魂》也不例外。但读者会喜欢看翁达杰的“鬼魂”书写,其实在于“鬼魂”状态背后重建自我、从虚灵降临为实体的过程。从空中降落到粗粝的土地上,站稳,找到重回世界的方式。

重回世界的鬼魂

女主人公安尼尔出生于斯里兰卡,年轻时便赴欧洲和美国求学,多年后成为了一名法医。内战期间,她以联合国人权调查小组成员身份再次回到斯里兰卡,和当地的同伴塞拉斯一起投入了对一具尸骨的调查,他们给这具尸体起名叫“水手”。“水手”的过去,也是缠绕着安尼尔的“鬼魂”。作为诗人,与历史学家的区别在于,翁达杰不会正面去谈何为对错、何为正义,以及这桩神秘死亡背后所应有的揭示。甚至这也不是安尼尔和塞拉斯会思考的,他们只会感知来自周遭和记忆深处的恐惧和痛苦,以自己的方式同他们的“鬼魂”搏斗。

“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可以像阅读一本深奥的历史小说般解读一桶土壤。”这是安尼尔认识并与世界建立连接的方式。她从学医期间就意识到,每个人的过去、甚至基因,已经影响了他们今后怎样接纳这个世界。背负起自己的“鬼魂”,我们常常无从选择。安尼尔还是学生时,有过一次极其短暂的婚姻,当她发现受到对方斯里兰卡传统家庭观念的禁锢时,果断了结了这段关系。她重新在夜晚的工作台上找到乐趣,找到一条通往世界更坚实的道路,然后得到了机会去美国进行法医学并接触人权工作,并真正意识到,“如今她可以代表科学发言”——一个比“遵守家规的斯里兰卡人”、“妻子”或是“母亲”更坚固的身份认同。

塞拉斯的弟弟、北中省后方医院的医生伽米尼是一个重回世界失败的例子。他的人生始终需要在错位中不断重新寻找出路,成了游荡一世的孤魂。为了快速处理不断涌入的爆炸伤员,病人不再是作为人的存在,而是被医院根据伤情分为十等,变成了彩色的标签。伽米尼开始沉迷速度,好让自己麻木地超负荷工作。他有意地避开了需要和尸体打交道的工作,但不得不面对国际特赦组给他的任务:浏览大量死者照片和报告,提供专业观点。这是他最痛苦的工作,不得不用手遮住照片上被害者的脸才得以继续。他爱上了哥哥的妻子,命运弄人,在她喝碱水——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之后,成了最后陪伴在她身边的人。经历了这些,“他的心已再也无法踏进这个世界。”

翁达杰或许对这个人物太过残忍,他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像玩魔方一样不断拨转着伽米尼时间轴:“一年以后,他将回到科伦坡并遇到他未来的妻子。……那是在另一场化妆舞会上。两人谁都没有乔装,却都隐藏在了彼此的过去中。”最后又写到妻子离他而去,写到他在遮住脸的死亡报告中辨认出了自己的哥哥。他们兄弟童年时学游泳的海滩,成了政治被害者从空中被抛下的地方,尸体在水中顺流而下。小说中好几次对书架上的医学书籍有描写,它们被当作指导手册被忙于处理爆炸伤员的医生和护士翻阅,像暴行中唯一一张可以依靠的正义又冷静的面孔,但那些书籍终究没能抚慰伽米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虽然不一定是能成功重回世界的方式。正如在《英国病人》中,面对同样混乱不堪的世界,护士汉娜的方式是阅读,以及为英国病人朗读,在那栋被炸掉一半的别墅里小图书室里,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往生与解脱之路

作家张怡微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翁达杰《猫桌》的海上旅途作为一种媒介:“正如中国传统中阴阳两界互通要取道桥梁或是鬼门、神仙由天域下凡要乘着风,空间的迁徙流转总要借有一种媒质牵连,如孩童世界与成年世界,母国与他国,旧家庭与新家庭。”如果《猫桌》处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安尼尔的鬼魂》和《英国病人》则是在关照每个人的精神创伤,生者“鬼魂”的入世,以及逝者鬼魂的往生,这个过程同样需要媒介。考古和阅读,是安尼尔和汉娜让“鬼魂”入世的介质。逝者塞拉斯和赛丽莎的鬼魂被生者背负,翁达杰选择了一种往生的仪式。

“点佛眼”这个宗教仪式第一次出现,是在塞拉斯的老师帕利帕纳的描述中。他向安尼尔讲述其庄严:必须在清晨5点佛像开光的时刻;工匠需穿盛装;凡人的眼睛都不能在塑造过程中直视佛的双眼,因此要背对佛像,对着镜子里的佛眼去画。第二次,是在小说接近尾声时,一次真实的仪式描写。工匠安南达在锦缎华服里穿着塞拉斯生前的衬衫,以此祭奠塞拉斯的魂灵。斯里兰卡人视这个过程给佛生命,但人们并未意识到,佛的目光可能是忧伤的。仪式完成时,他以近乎佛的目光“匆匆瞥了一眼尘世”,从一群俯冲的鸟身上感受到他失踪妻子的魂灵——她死前,一定曾像这些鸟一样无畏地穿行在她的高空和惧怕之中。赋予佛像生命,也是安南达自己的解脱,让鬼魂往生。通过仪式这种媒介,生者再次感受到了人世的温度。

翁达杰用诗人的手笔,有心无意地丢下一些记忆碎片,像媒介一样在特定时刻启示着小说里的人。比如安尼尔在伦敦医院实习时第一次学到“Amygdala”这个术语,因为像斯里兰卡语而倍感亲切。教授说术语的意思是“杏仁核”,大脑的一个黑暗区域,储存着每个人关于恐惧的记忆。从此,寻找这个区域成了安尼尔解剖过程中的秘密爱好。关于恐惧,教授告诉安尼尔,“正像梦境,尽管有时候梦境并非幻想的结果,而是来自我们未知的旧习。”

的确,恐惧来自过去,并将在未来的每一秒里像梦境和鬼魂一样缠绕着我们。翁达杰似乎认为,掌管恐惧即掌管万物,恐惧支配着我们做出未来每一个渴求安全感的决定。《安尼尔的鬼魂》就是这样一本讲述每个人如何面对鬼魂的小说,但对每个个体来说,就不知是鬼魂还是灵魂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