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15年年底

1
到台北念研究所的第一年,刚放寒假、临近春节的时候,学校里在派发免费的春联纸,大红色底金粉装饰,有梅兰竹菊的暗纹。旁边长桌上有备好的笔墨、字帖,和前人散乱留下的失败品。在一张张“春节快乐”、“恭喜发财”字样中,我走上前,也不知为何就提笔写下了四个字,“快快毕业”。
这张的春联就这样被贴在了我宿舍书桌前的白墙上,因太过家徒四壁,红得有些刺眼,仿佛真的能辟邪那么刺眼。
现在想来,那场分手也变得可以理解。“快快毕业”之后不用点破也可以预想到的路线,就是我去他的城市,一起租间屋子,他上班,我读书,然后到了差不多的时间点,拉上他去拍一套文艺风格的婚纱照,大概能换来社交网络上许多的“赞”。 “快快毕业”完全反映了我对这条路线的心急和执着,然而这常常就是事与愿违的预兆。
后来就到了夏天。分手的那天,在例行互相报告起床的时间里,我告诉他昨晚睡觉没有开冷气,只开了电风扇,醒来时被电风扇微弱的风掠过的瞬间,竟有结实的幸福感。他说是啊,幸福有时来得很简单,比如每次你发给我那个亲亲的表情的时候,就觉得很幸福。
我吓了一跳,明明那时他已经对我们不太有信心,更谈不上什么幸福。但我也懒得去猜测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过一瞬间的小确幸,就像我已经不再着急却也懒得去摘那张“快快毕业”一样。异地恋的分手可以像从摆好餐具的桌上抽下桌布一样迅速,甚至记不得上一次看见他的脸是在什么时候,那个人就与昨日判若两人,让人怀疑以往的亲密是不是真的。
“快快毕业”几个字仍贴在墙上,没贴牢的角已经有点卷。说不好,真的为我辟了邪。
2
对小容的第一印象是“住在对面房间的神经病学姐”。我和小容的宿舍房间在走廊的尽头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她有时会在走廊里靠着窗打电话。每每被她的电话声音传到我的房间让我忍无可忍时,我就装作去打水故意甩门而出,但她沉浸在自己的电话里,正眼都不看我一眼。
太怂了,就像在感情里一样,总是想避免正面的对抗。
失恋后整个人都消沉,总是失眠到天亮。有一天大概凌晨四点多的时候,听到门外拆袋子和搬东西的声音。打开门,是“神经病学姐”在楼道中央,蹲在行李箱前收拾东西。我知道她经常晚睡,有时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在楼道里会遇到她戴着口罩、低着头,幽魂一般地捧着泡面去打水。但把行李搬出房间来收拾的行为,在半夜四点,突破了我最后的底线。
想不到那是一次“不打不相识”。
那是小容学姐到台北念研究所的第四年。她的同级生一两年前就已毕业,因为玩乐队,经常在全台各地巡演,耽误了课业,最后剩下她硬生生拖了四年,并且打算再延毕半年。本来,这是本地学生才做得出的事,对于像我和小容这种连居留证都拿不到的大陆来客,和台北,就像谈一场注定要分手的恋爱,没有人想一拖再拖。大概小容是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毕业时间拖得太久,要经过重重续签手续,而签证办好之前,宿舍也无法续约。我看到她的时候,正是她在狼狈地搬家。夏天已经过去一大半,天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早起的鸟叽叽喳喳的叫声仿佛有层次一般,一浪高过一浪。太阳的光线毫不留情地穿过云层,透过楼道尽头的窗户,撒在小容摊乱一地的家当上。仿佛真的让阳光撕开了什么不堪一样,空气中凝结了尴尬。
顶着黑眼圈的我对同样顶着黑眼圈的小容说,我们去吃早餐吧,吃一顿豪华的早餐。大概我们真的是“外客”,能想到的豪华就是台北最有名的阜杭豆浆,从公馆到华山,两三公里的距离,蹬上脚踏车,在罗斯福路飞快地骑了起来。早上五点多的台北远远尚未醒来,平日车水马龙的街道仿佛被抽空了一般。我们愉快地在机车道上骑行,还闯了几个红灯。唯独能看到些人烟的地方,是中正公园旁边的早市。大批顾客还没到场,新鲜的蔬菜水果早已三三两两在路边摆了出来。在台北生活一年了才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早市,以为只在自己家乡才有。
还没被初升的太阳完全加温的空气,掠过我和小容每一根发丝,吹起我们的衣衫。在这空荡荡的街道上驰骋,我体会到了很久没有过的快乐。
我们喝上了甜丝丝的豆浆,一点也不吝惜淑女形象地大口咬下又热又酥的厚饼夹鸡蛋,开始絮絮叨叨说起各自的近况。
“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有时房间里太安静,心情又太糟,就故意放些搞笑的综艺节目来看。有些吵吵闹闹的声音反而睡着了,等醒来一看ipad早就没电。”
“你真的很宅哦。不过我也是。”
“那个综艺节目真的很好笑啊。但就一次,我看哭了,因为那个特別笨的男明星。他要完成蹦极任务,可是他不敢,最后他还是跳下去了,掉到最底下的时候他泪花都出来了,被吊在半空中一脸委屈地说‘我三天前被甩了’。太可怜了。”
“哈哈哈,我看过那期,太怂了,他明明很好笑来的。你应该去看龙兄虎弟,是真的正能量和偶像派的好笑。”
我喂了自己一大勺豆腐状的咸豆浆。
3
有这样两种地方,会让我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卖迷你花束的花店,还有让人吃上热乎乎食物的早餐店。所以我带上一样失眠的小容一起去吃早餐来感受这样的幸福。而迷你的花束,是因为自己总是希望着,如果经历了短暂的分別,可以给恋人送上一小束花,哪怕是有一瞬间的感动,那就好了。上一段感情,他很忙,每一次都是我巴士、飞机、巴士转换地跑路,跑过去见上一面,又是一次分別。来来回回很多次,简直觉得自己该被授予一枚勋章。感情一旦落入此般争名夺利、邀功请赏、比谁付出得多的自我循环,大抵都没什么太好的下场。
在多人聊天群里听说他买了房,听说他买的股票大涨又大跌。从最近的別人发的与他的合影来看,他的发际线好像又高了一点。他是不会在乎鲜花和浪漫的,我曾经为他留过的早餐,慢慢冷了然后被倒掉。这些都没什么。只是“争名夺利”的心情在分手后仍有余烬,我不能去想,禁止自己去想,一定不要去想,他从来没坐航程只有一个多小时的飞机来台北看过我一次这件事。我会捂着脸流起泪来。
如果他来了,我会送一小束花的。那时我是这么打算的。
大概我真的是恋爱起来非常麻烦的双鱼女。如果早点意识到这一点,不要那么心急,也不要太重视热恋的话,结果会不一样吗?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花不重要。当拥有变成失去时,人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希望他的下一个女友,单凭他有房子这一点就开心得不得了,就好了。
4
我和小容的系所分別是外文系和戏剧系,前者出奇的严肃,后者出奇的疯癫。所以当我听说小容有过一个台湾女朋友时,也并不惊讶,只是有点失落没有听她亲口告诉我。
不过我也没有和她提起过我的前男友就是了,可能因为懒得解释自己为什么有一整年时间动不动就要飞去另一个城市,周末和大大小小的假期里大家呼朋引伴游山玩水时只有我消失了,而当大家习惯我的出入境印章多得换了本子换了纸,似乎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台北的时候,又变得自己在房间里慢慢发霉。
这笔巨大的机票开销或许是我人生中最没有回报的投资。不过,每一张票根都曾经带给过我确确实实的,形状像“希望”的东西。
小容的前女友是乐队的女主唱,小容则是总站在后排的贝斯手,据乐队粉丝说,曾经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相当风云,但在这个夏天因第三者的出现戛然而止。
认识小容不久,刚好赶上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出,暨新歌加精选解散纪念专辑发表会。毫无疑问,这张专辑是自己倒贴钱印的。这晚过后,他们就会像许许多多在“海边的卡夫卡”咖啡馆演出过的乐队一样,被多数人遗忘,最终海浪一样消失在沙滩上。
来听演出的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亲友团,我也是其中之一。那晚小容戴了隐形眼镜,化了很浓的妆,和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虚弱、低着头、戴口罩、头发乱乱的“神经病”判若两人,从头到脚都发着光。他们唱了一首叫《不容易》的歌。从CD的内页里我看到,作词人是小容,作曲是主唱文逸。主唱一直紧闭双眼,一曲结束后,发现她偷偷擦了眼泪。
这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晚上。回去时,夜路安静得显得特別漫长。我说我的梦想是写小说,小容说她想当编剧。关于伟大梦想的话音还未落,一只老鼠从我和小容面前飞窜过去,我们吓得尖叫起来。
原来走夜路的技巧就是不要盯着地面,不然就不要戴眼镜,免得看得太清楚。这大概和水至清则无鱼是类似的道理,也像是渺小的我们,在这座自由自在的城市里,热闹过后,终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分,试图无视和消化那些不自在的心绪。心里自己念叨着:装作没看见就好了啦,装作没发生过就好了啦,下一次会好的。
下一次。
这真是一个漫长的夏天。
5
天气渐渐凉下来的时候,学业开始变重。又来者不拒地接下一大批机械性的翻译工作,反而加剧了昼夜颠倒的作息。好在有小容偶尔陪我一起“深夜食堂”或是“失眠早餐”。她在准备毕业的同时,正四处投递简历,都是投向离她家最近的那个一线城市。这么“上正轨”的举动,一点也不像她的作风。
我问小容,“你真的想回家,进贸易公司吗?”
我大概在期待着一个“不想”。期待着像《蓝宇》里,捍东关切地问被他伤害的蓝宇是不是想家了的时候,只得到他面无表情的一句回答,“不想家,谁都不想”。《蓝宇》的原作小说叫《北京故事》,心肠最软的蓝宇,在说出那句话时有着被伤害的异乡人才有的坚韧。我也是这般相信小容痛并爱着她的“台北故事”,还有她离经叛道的天真。
她许久也没回答我,而是自己点了根烟。
“你是哪一个瞬间决定安定下来的呢?”在夜归的路途上透过车窗看到坐在一台机车上驶过的情侣紧抱在一起,呼啸而去,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也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梭罗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当他们进入坟墓时,他们的歌还没有唱出来。大概小容也像我一样向往过平静的温水,差一点就溺进去。但我相信她不会的,她会唱出她的歌,得到真正的幸福。
帮小容去邮局寄了两箱衣物回大陆,送她去机场。要通过安检的时候她回头向我挥挥手作別,笑得很灿烂。学位证书安静地躺在她的双肩包里,和她灿烂笑起来的样子相比,仿佛瞬间丧失了意义。
离开机场时我看着一架架起飞的飞机,想到今后仍会遇到许多人,再与他们分別。想到自己也会迎来与台北分手的这一天,也许一年后,也许两年后,不知道。或许真的有一天一切会归于平静,又或者人只能追求一段短暂的平静,然后再下一段,再下一段。
我终于摘下了那张鲜红的“快快毕业”。事有终始,一心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