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于2012年底,写的是来自工人阶层家庭的20岁的我,到了皇后大道的迷茫,“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酸文。今天会突然挖出这篇旧文,是因为看到余光中先生去世的消息。
2013年我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办的一个大学生文学奖,投了这篇文章。散文组的评审是余光中先生。后来文章得了亚军,余光中亲自到香港颁奖。之后文章的节选发表在《明报》副刊,也是他写的评语。得冠军的是一位台湾同学,写的是她作为一个台湾人在大陆上学的各种新奇经历。不知是巧合,还是余光中对两岸三地的碰撞特别有关怀。
再次翻开这篇文章时,感到实在太过稚嫩,文笔和心境都是,不知当时怎么得的奖,别笑话我。神奇的是,那个很小咖的文学奖,请到了很大咖的作家,比如小说组的评审是王安忆、陈冠中和骆以军。所有评审都出席了文学奖的活动、典礼,大家还一起吃晚宴。那一届获奖者的关系也很好,都有保持联络。之后我去了台大,得以和好几位当时的获奖者重聚。
做了一些删改后,把这篇文章发出来,是以纪念吧。我还记得,文学奖的晚宴是在中环雪厂街,不知是不是为了拜会余光中,那天北岛也来了。吃完走下来不远,就又走回了皇后大道中,那时已经是冬天了,感慨万千。
也是那年,我在上司的家里当家教,往返半山富人区和红磡学生宿舍的路上,总是沉浸在和文章一样的心境里。题图就是路上拍下的中环的木棉花。为了找出这些照片,翻到了instagram的最底部,看来随手的记录依然是有用的。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称得上“国际大都市”的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条或几条大道。第五大道、香榭丽舍、华尔街……大道上的人们,总是踏着匆忙但不紊乱的脚步,一身光鲜地任由他人猜测,他们和五光十色的橱窗一并构成大道上最瞩目的风景。
大道上还会有一个或巨大或著名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一个人会感到被淹没、随波逐流、麻木无感,又或是不耐烦,或是自信地迈向他的方向……这个十字路口聚集着很多个“一个人”,成为一群人,一群属于大道的人,一群构成大道的人。
而我呢,穿过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只觉天旋地转,不敢想自己身上是否也沾染了大道光鲜的片羽。
大二升大三那年,在香港找到一份文学领域的实习工作,公司位于皇后大道中一栋陈旧的商业楼,是一间三十多平米的工作室。大道历史悠久,又很长,歌里唱,“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即使没听说过这附近的银行总部、金融中心、律所,狂热的购物爱好者们对密集的奢侈品店也很难不会有所耳闻。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大道中,但我从未如此认真审视过这条大道,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是五光十色的商店街,从这一天起,我也是大道的一部分。我想,作为这样一条大道,她一定是多样的,是国际的。我不是谁,不带有任何标签,我拒绝被同化。我无比确信,自己终将成为这多样中的一部分。
一百辆大巴会有一百种通往大道中的方式。不出半个月,就迅速地培养了这种能力,不管巴士停在皇后大道周围的哪一个角落,我都可以用半秒就规划好将要走的路线,用和大道上大部分“精英”一样的步伐穿过各式大厦与橱窗,穿过十字路口,仿佛走在大道上、属于大道,本身就是一种自信。
工作中能接触到不少作家、出版社、媒体以及教授,起初觉得新鲜,这是曾经的我没有可能接触到的圈子。小公司还有一个和我一样在实习的大学生,在仅是凭气势便让我们心惊的大道中,我们两个小人物迅速成为了朋友。她比我到公司早,也比我熟悉一些。这天,她带我去吃午餐,从大道拐进一条小巷,有一间不起眼的粉面铺,正是吃午饭的高峰时段,门口排着大长队,一看都是附近工作的人。我一看这长龙有些退却,问她:“这么多人,不如换一家吧?”她连忙摇摇头,“仲未到。”原来这个小楼还可以再上一层,是粉面铺的内部分店,人少些,还比地铺便宜几块钱。我们走进又暗又潮的楼梯间,上了一层楼,来到隐藏在小楼里的粉面铺。里面也是一样热闹,比起阴暗的楼梯间,显得干净明亮多了,而且多了几分蒸腾和拥挤。
招牌是鸳鸯河,这名字倒是十分优雅,但我并不明白它是什么。原来,这是一碗清汤河粉,汤里有鱼肉春卷、牛肉丸和墨鱼丸各两只。我看着香港朋友娴熟地端着放有鸳鸯河的托盘,先来到放调味料的小桌子上,拿了三只小碟,一碟盛辣酱,一碟盛醋,一碟盛鱼露,又拿了一小袋分装好的刚好够一次食量的腌菜。然后朋友带我坐下,教我加入各种调味料,腌菜则一边吃一边一点一点加进去。本是一碗清汤河粉,如此变得有滋有味。
然而那位实习生很快就离开了。她来自全港最好的大学,只是为了简历上多一条实习经历才来。在发现工资几乎没有,公司的名号又不响之后,迅速找了份别的暑期工。
但拜她所赐,拐进小巷子,上一层楼,走进“隐藏”的粉面铺,成了我再熟稔不过的路线。
“鸳鸯河,唔该。”
“饮咩?”
“唔加饮。喺度食。”

然后我就端着那碗鸳鸯河,舀上一小勺辣酱,一定要少,不然会太辣了,然后用鱼露和醋浇在辣酱上冲淡它,再拿上一包腌菜,一点一点加进去。
我时常拖到下午茶时段再吃鸳鸯河,又有价格优惠,又不那么挤,有更多的几率可以独自一人占一张卡座。一边看着窗外的小巷里窜动的人头,一边极其享受地吃完——先吃一条鱼肉春卷,有嚼劲,是最好吃的。然后吃一粒墨鱼丸,又软又弹,口感最好,可惜有些腥味。然后是牛肉丸,有黑椒和咸鲜味,但口感上就生硬。然后等到河粉吃的差不多,其他的丸子也吃完了,才将最后一条鱼肉春卷吃掉,算是好开头与好结尾。每次这样吃完一碗鸳鸯河,都有说不出的满足感,在大道中,无法找到第二种这样便宜又美味且能饱腹的食物了。
大概,生活和旅行的区别并不在于那里是不是旅游胜地,而是在于一个人要在那个地方所做的事情需要重复多少次。即使沿着半山扶梯再走上去一点便是全港著名的国际美食区,本地老字号名铺也不少,由于奢侈品店、历史建筑的集中,大道中也被各种手册收录为必去之处,如今却都被我视而不见。我学会了在大道中省钱,坐地铁有学生优惠,虽然要转线,还要走不少路,但比巴士便宜一半。巴士舒适,不用转车,还可以在车上看书,于是只要坐了巴士,我都奋力地看书,觉得多花的钱也不算太亏。去吃饭前,总用办公室的饮水机把水杯灌满,出去吃饭就喝自己的水,可以省下加饮,等等。
这天我被派去给别的公司送合同,那所公司位于一栋高级且巨大的写字楼里,和一个高级购物广场是一体的。电梯一下就直升三四十层,出入的人都着正装,而我没化妆,头发乱糟糟,还穿着T-shirt。来到对方公司的前台,想到是比我司规模大太多的国际企业,我用英文表达了需要把这份合同递交给谁,但前台的工作人员没有听清,让我再说一遍。是啊,这会说什么英文呢,于是又说了一遍粤语。
回来的路上,坐了叮叮车。在二楼座位,胳膊肘撑着窗户吹风。我很久没有这样仔细欣赏过香港的街道、香港的人了。轩尼诗道的旧建筑、各式繁体字和英文招牌……我还注意到,前面座位上有个穿着旗袍、头发梳成一个发髻的中年女人,望着她的背影,恍惚之间有种七八十年代的气息。

真的好喜欢这种电车,希望这种缓慢的节奏能够延续下去,这种节奏几乎让我忘了自己在高级律所前台出丑。
周五晚上加班后,大道则会显得出奇安静。有天刚好忙得没吃饭,加班后来到一家格外冷清的Subway,买了一份三明治晚餐。一路走到大道上一家银行的门口,这里有一大块显示各种证券指数和广告的LED屏,屏幕前有一块空地,附近有个巴士站,有一些等车的人,我站在这里的话路人会以为我也在等车,就没那么突兀。于是我站定,撕开包装吃了起来。银行大门早已被厚厚的铁栅栏封锁,这块屏幕还在不停地弹出那些指数,散发着绿色的强光,我的脸也被照得绿荧荧。一边大口嚼着三明治,一边看着皇后大道,写字楼早就暗淡下去,各类商铺还亮着灿烂的灯光。
突然觉得大道中好陌生,不知道怎么,脑海中就突然浮现起了小学时的事情。
那时候,在我家的破旧小区旁有一个很大的机关大院,里面有食堂,有时我和妈妈也会一起去那间食堂里吃早饭。但我常常不愿去,因为大院的看门人很严,除了有院内证件的,只放行有食堂饭卡的,而且看门大婶还是会有种“你不是这个院,怎么还进来吃饭”的异样眼光。
这天早上,我走慢了些,和妈妈岔开了一段距离,妈妈拿着饭卡和饭盒大步迈入了机关大院的大门,我却被看门大婶拦住了,大婶说:“小孩来干嘛,快出去。”那凶煞的目光令我害怕极了。我解释道:“前面那是我妈妈啊,我和她一起来吃早饭的。”妈妈一直没有回头,以为我还跟在她后面走,兀自走得越来越远了。我大叫:“妈妈——妈妈——”可是妈妈还是往前走。大婶打断了我:“什么你妈妈,人家是进来吃早饭的,你快走!”还是一副严厉又厌恶的样子。我又奋力地叫妈妈的名字,她却还是在往前走,远到听不见了。最后,我只好饿着肚子去上学。
我一个早上都在为这件事不开心,上了两节课之后,班主任来找我,递给了我一包饼干和一盒酸奶。
“这是你妈妈送到学校来的,她说你没吃早饭。”
我接过来,低头看了看,红色包装的乐之饼干,蓝色小房子的盒装酸奶。我知道妈妈一定是在大院的小超市里买的。每次在大院里和玩伴玩累了,我们都会在那个小超市里买些几毛钱的零食吃,比如5毛钱的条状酸糖,或是“无花果”。看着妈妈给我买的吃的,有些心疼这些零食比食堂的早餐贵了几块,心里还是又酸楚又感动。
我很羡慕机关大院里的孩子,他们有时会说:“我妈妈在国外待过好几年呢!”,或是,“我爸爸德语说的可好了,还被派到德国工作过。” 长大些才知道,那个大院是国际政治研究所的家属院,同学的父母,不乏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但小学的时候,更羡慕的是他们的院子有食堂,有超市,有花园,每次我们都可以在花园里摆一排花盆玩过家家,捉迷藏时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还羡慕他们的脖子上都有一根蓝色尼龙绳,上面挂着一张家属证,看门的大婶见了,从来不会有对我那般凶神恶煞的表情,她总会微笑着问:“上学去呀?”,或是“放学啦?”
大道中夜色正好,马路对面有一幅巨幅时装广告,金发碧眼的超级模特正用挑逗的眼神看着我。放慢了咀嚼三明治的速度,心中有些朦胧的感觉回荡着,觉得这样一下子,真的是好多年,这一切却又过去的这么快,而今眼前的一切都是不同的了。
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去,带着浮光掠影穿过银行总部大楼林立的大道,掠过红棉树稍的火红花朵,穿越欧式教堂的十字架尖顶、高级会所的玻璃窗和植物公园,飞向半山和山顶的富人区。从下至上仰望,绿荫中温暖的灯火星星点点,高高低低的建筑物层次分明,每栋建筑都有她所经历过的历史,每盏灯火背后的人也有他所经历的故事。而我,我也有自己不起眼的故事。
仿佛是混出头了,父母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来香港读书,托我买各种化妆品和电子产品。当他们听说我来大道中工作,以为我是一名准金融精英,觉得我长大了,本事了,是不同层次的人了。我却只能兀自摇摇头,觉得有些可笑。看啊,事实上,在大道中的我仍然孑然一身,甚至都无法坐下来仔细地享受一顿晚餐。我只有20岁,我所关心的任何事情都与这条大道无关——我会想的是最近什么电影上映,艺术中心有什么展览,要不要去看艺术节的话剧;我会想,下个学期选什么课,果然还是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作业轻松或拿分容易的;我会想,周末要不要去深圳吃火锅;我会想,我包里的小胶卷相机在哪里冲洗最便宜……而这条大道,它是关于金钱的。即使在我最喜欢的工作领域,它也是关于金钱的,只是关于金钱的。
似乎有些苦涩,皇后大道,就像很多年前那个机关大院,如一座大山一样摆在我面前,向我展示着一个高大却不属于我的世界。我不愿意去想“社会阶层”这个冰冷无情的词语,但是有人出生后就拥有一张家属证,有人在进入大院时只能被拦住;有人在大道中的午餐是近百元的健康沙律,也有些人的慰藉,是小巷里的一碗鸳鸯河。
人人都在追逐,我也似是而非地跟着追逐,追到了,却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更可怕的是,在追逐的过程中,变成自己不喜欢、不想成为的那种人,渴望去改变,却很怕掉落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里,无法挣脱出来。
暑假的最后一天,我离开了大道中。
回来的路上,去买了东西,转车时似乎是在错误的车站等车,各种车辆没有间歇地一辆一辆驶过去,大巴,小巴,停了又走,留下一团又一团热烘烘的尾气。等了好一会,要坐的那辆小巴终于来了,凑上去,司机却隔着玻璃对我不停地左右摆手,意思让我不要上车。他的手摆得很夸张,由于隔着玻璃无法跟我说话,所以故意要把手势做得幅度大一些,好让我看见。于是我退回来几步,司机立刻不再理我,扭过头去。小巴“嗖”地一下就开走了。
两年前,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一志愿落榜,确定要去香港读大学。办签证,要求交一张十二万港币存款证明。当时家里对此事毫无准备,甚至向亲戚借了些钱。那天我和妈妈走去离家最近的那间银行,偏偏那天人很多,四个窗口又只开了两个。我们惴惴不安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填写表格的时候,我坐着,妈妈站在一旁看着。姓名,身份证号,开户类型……填好了,从包里拿出现金,红色的百元纸币,一叠接着一叠,从玻璃隔挡下方的小口塞进去。我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那么多钱,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填表,在冷气充足的银行里却还是流下了汗。妈妈看见了,说,你看你,都出汗了,快擦擦。
我在原地怔了一会。突然觉得那段沉默夸张的摆手,是一个巨大的生活隐喻。高中时早恋,被教导主任整得半死,高考也没有考好;毕业后期盼着大学开拓眼界、接受良好教育,却发现高昂学费背后只是老师与学生的糊弄,周围人一心在揾工,好像知识同他们没什么关联;我也试着找一份最喜欢的领域里的工作,但每天忙不过来的都是琐碎到极致的小事。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踏进了“外面的世界”,尽管我总想着,还是小心翼翼地住在象牙塔里吧,但不知不觉,就这样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好像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推手。
深呼吸之后,还是重新振作了起来。我感激大道中的一切,但现在,打开手机上的地图,我要寻找回去的路线。

读完这篇,一抬头,猛然看到窗外滚圆的黄色月亮。
那是什么?一开始我还不敢确认,以为是窗玻璃上映出的室内灯光,定睛看了二三秒,才确定是满月。
原来又是一个十五,这会儿才傍晚5点半,外面已经这么黑,把月亮衬得那么亮。
9月份去西北旅游之前,开始研究月相和星象,期待在远离城市的天空中能清晰地认出各种天体,可以与那些高高在上的东西安静地近距离共处一会儿。在沙漠住下的那天也是个十五,中元节,月光很亮,星座也算清晰,然而我记忆更深刻的是午夜中与远处天空连成一片的黑压压的沙丘,还有一阵一阵吹过来带着细沙的风。
现在的我,在每个傍晚回家的路上,都会抬头看看月亮在哪儿,从它出现的方位和形状猜猜这一天是农历几号。如果在晴天依然遍寻不着,那就知道又是一个月初或月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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